沈荣#对话名家|沈荣均：诗意栖居以及器物与人的美好关系( 三 ) 升旗仪式|吴琦|安庆市|健康路

采访人员：《天青色等烟雨》的写作，据说是您为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双鱼座青花》所做的文化准备。在您看来，散文和小说的创作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沈荣均：《双鱼座青花》是我刚刚完成、正在走出版程序的一个长篇，主要元素就是古陶瓷。所谓的文化准备，其实就是一种审美表达的确认与迁移。当然不只文化，还有情感纠葛，官商人生，市井百态。小说表面上讲的是一件国宝器物在人世的遭遇，背后揭示的还是人的信仰追随和命运轮回。
从散文随笔到小说，除了叙述和结构，最大的区别还是作者的角色意识。散文随笔里的“我”，是明确的叙述者，小说里的“我”，不只是叙事者，更是角色，哪怕是第三人称，也是无处不在的。很难把一部小说的“我”与其他人设分得那么清楚，只是小说的“我”，肯定不只是一个人，是多者的综合体，他存于器与物的关系，于时空的轮回，是一种能感觉到，却又暧昧不清的存在。小说里有许多关于人与器皿的精彩故事，比如淘宝捡漏、拍卖做局、玩物丧志等，大多数都有生活原型，只是不太好用随笔来表现，就放到小说里了。
此外，小说其实还回答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对人与人的关系失望后，人与器皿的关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移我们的情感？回答是否定的，转了一圈，最终又回到精神信仰的自我救赎上来。
兴趣的烙印
采访人员：在您的随笔和小说中，您提出了当下作家创作的困扰——“要文艺还是要生活”。您认为，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调和？
沈荣均：与生活相比，诗歌、散文乃至小说，都是灰色的。宋元时，士大夫们竞相用笔记体来还原日常细节。有了栖居的丰富、生动和宽广，才有了生机勃勃的宋元笔记和话本。有了纯信仰的诗意，才有了幸福的宋词和元曲。士大夫们的诗意栖居，应该成为今人的生活理想。生活不只吃喝拉撒，柴米油盐，也有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熟视无睹也好，感官刺激也好，都是物，身外之物，他们的存在只是生活的前提，并非意义。不能超越这个前提，去谈日常，谈诗意，谈信仰。
“要文艺，也要生活”，意思是提醒自己守住写作者和读书人的底线，守住最后那点幸福感。生活是文艺的调料，文艺是生活的升华。调和不是妥协、和稀泥，而是一手热爱日常生活，一手按自己的想法写作。那些热爱生活，按照自己想法生活的写作者，都是幸福的。
采访人员：地域对作家的成长似乎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您的家乡眉山又是“三苏”故里。地域性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因素给您的创作中产生过影响？
沈荣均：我的家乡在四川眉山，是中国散文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贤给我的营养，更多的是人生启迪，也包括日常写作态度。早期写作更多是家乡亲人风物。曾经一度参与讨论过新散文、原生态散文、在场散文的文本论争。近来的随笔和小说写作偏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写作的常态化，往往需要找契合点，与生活有关，似乎还有兴趣的烙印，刚好我喜欢中国传统士大夫，喜欢古陶瓷美术。要说影响，苏东坡当然是根基。当代作家马未都、周伦佑、祝勇或多或少给了我影响。于人与器物的情感而言，我更推崇曹雪芹、文震亨。
前些时候，我参加了四川省的作代会，听了阿来主席的讲话，收获颇多。阿来的《尘埃落定》曾经是我们一代文学青年的崇高理想，他的《云中记》《蘑菇圈》《成都物候记》等，解读了我们与自然万物的时代困惑。阿来是个博物学者，他对甘南草原和盆地植物的痴迷，对自然的态度，让我感动，也坚定了我的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