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文汇学人｜周伦玲：黄裳和他的小说《鸳湖记》

在整理黄裳与父亲周汝昌的通信时，周伦玲发现了黄裳寄给周汝昌的一部分小说《鸳湖记》副本, 大约有十万字，上有周汝昌用红笔批改的痕迹。这部撰于1960年代初期的明末历史小说，有名士、有美人，据通信可知，小说抄稿也曾寄给明史专家吴晗一份；至1964年9月，已成二十一万字。

1962年，香港《大公报》陈凡先生约请黄裳撰写一部以晚明史事为题的长篇小说。黄裳心为所动，又畏其难，三思而后还是决心动起来再说，于是他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好友周汝昌。
黄裳与周汝昌曾是天津南开高中的同窗契友——不仅同班兼同屋，而且是知己。周汝昌年长黄裳一岁，所以总是称他为老弟，黄裳则呼周汝昌为兄。周、黄二人志趣略同，都酷爱文艺。那时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二人不光是走，当然还有说笑，而话题往往落到“红楼”上。黄裳后来回忆说还记得当时二人谈论“红楼”于墙子河畔，大骂高兰墅的事；而周汝昌，则记得创作了一个新字，那就是redology！
1962年，正值“红楼”大热，考证文章迭起。彼时，《光明日报》邀约周汝昌撰写“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的文章，其忙得不亦乐乎。得知黄裳欲作小说，就鼓励说：“大抵事在‘动手’，动了以后不愁不有进境；必待‘万事齐备’才动，则恐有终究无此可能之险。”周汝昌还以自己作比，说：“兄之‘丛话’即是好例，原意绝不够‘动手’的条件，差得还远——远极了！可是此‘远’何日能‘近’哉？若非《光明日报》‘打鸭上架’，恐尚不知何年才‘动’，而动动之后，亦始觉非不可先‘小动’也。是以兄力赞胜业，勿忽勿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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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在给周汝昌的信中说：“心动，又畏其难”

周汝昌：“别人我不知，我闻此讯认为此乃一件大事、要事与盛事”

原来黄裳正在设计写一明末历史小说：
每日构思于此，他务都废，颇有趣。大抵写晚明江南复社诸公居乡种种情状。主要在写钱牧斋、柳如是及张天如、吴梅村故事，而以周延儒复相至杀头为一大关键，其间有名士、有美人，有文选家，有政客，有山人……，总之，有民间疾苦，有政治斗争善恶等，亦有社会生活，内容足够丰富的。问题在下笔，曾设计了几种写法，似传统都有局限，必须新发机抒才行。
黄裳对于自己小说的内容、写法，乃至书名的定夺，都有所交待：“小说不拟写甲申乙酉之顷，因此一段太俗，涉事者太多。在周延儒赐死后即告一结束，然后一跳至清初吴梅村的活动，最后是在嘉兴做《鸳湖曲》，忏悔名场，故书名拟为《鸳湖记》。”黄裳说：“如可能，以后当更写清初政事，就可以找上《丛话》的内容了。”“《丛话》的内容”，指的即是周汝昌撰写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的一组文章，黄裳认为周汝昌文章所写，其实就是清初历史之钩玄索隐也。
周汝昌最兴奋者莫过于黄裳的明清之际的小说写作计划，即回信说：“仅闻此题目已作数日欢喜，万望付之实现，勿徒讬空言，令我辈读者虚望屠门而垂涎也”，“尚盼随时告我以进展”。
得到周汝昌的热情赞成，黄裳很感动，7月3日回信道：“近一月中，几全力考虑此事并收集材料，期于下月开始动笔写之。计划颇庞大，写则先从小处写起，照理须有较长之准备，但看来也只有先动起手来，不然终无成期也。兄前曾有此议，极是极是。”
黄裳开始抓紧时间努力写小说，两月间已得万三千言，写到虎丘复社大会，有黄皆令、卞玉京出场，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那激发出来的灵感铺陈开来，自己感觉非常有趣。他欲寄给周汝昌，“或先寄请一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