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我身上的海》：以千万道闪电，在一个词语上纵深( 四 ) 诗歌|三部曲|人物|写作|闪电

三．“成为他人”
朱朱的“成为他人”抒写，以各类历史人物和小说作品里的人物为主。这方面最重要的作品自然是《清河县》三部曲：《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及其关联人物，成为《清河县》第一、二部的核心，相较于原作，诗中这些人物的形象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造甚至“扭转” ，全诗围绕潘金莲展开了一个幽暗而深沉的人性世界；《清河县》第三部则将焦点聚集于《金瓶梅》的作者——一个具有半匿名性质、其身份显得扑朔迷离的文士，在追踪其坎坷经历的同时，也透视了古代文士所共有的悲剧命运。另一部分量很重的作品，是长达近400行的《流水账》，以世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李煜为书写对象，重塑其作为个体的多重形象，展现了他受困于家国、身世、情感及写作相互纠缠的处境。
这些人物书写都可谓对人物的再“发明” 。显然，它们并非蜻蜓点水或浮光掠影地触及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交游等，而是基于一种“感同身受”对人物进行全新的构拟，其中格外值得留意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重视人物的时代背景及其对于人物性格和诗作主题的作用。在备受瞩目的《江南共和国——柳如是墓前》，开头段落中显得阴晦的“此刻城中寂寂地，所有的城门紧闭， ∕只听见江潮在涌动中播放对岸的马蹄”和结尾处趋于明媚柔和的“还将是一枝桃花摇曳在晴朗的半空， ∕潭水倒映苍天，琵琶声传自深巷”形成了鲜明对照，喻示着“弱小”女性与强权更迭之间的对峙。
对与人物相关的一些事件的独特处理。比如写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合葬》，诗的两节分别是两人的自白和向对方倾诉， “合成”了一种对话的格局（呼应标题“合葬”）——奇妙的是，廖仲恺的自白以细腻的笔触详述了自己遭受暗杀的过程和感受，并设想了他死后的种种情景；作为应和与补充，何香凝的自白集中于她在廖仲恺逝世后的行与思。这样的处理消除了人们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突出了其个性化的人格特征。《清河县》第一部里的《武都头》也是如此，该诗通过弱化武松的打虎壮举而颠覆了其高大的英雄形象，却着力刻画他内心里面对情欲与人伦的犹豫不决，以至他对人生意义表示了质疑：“我被软禁在∕一件昨日神话的囚服中” ， “人们喜爱谎言， ∕而我只搏杀过一头老虎的投影” 。
剖析人物精神层面的困境。在写鲁迅的《伤感的提问》一诗中，对生命的内省式回顾变成了持续的自我追问。每每读这首诗，我便会想起极富才情的已故批评家赖彧煌博士化身为鲁迅、以第一人称对《伤感的提问》的跨时空的读解和回应：“朱朱的诗用反问句式而非‘人们可以学鲁迅’‘人们应该学鲁迅’的祈使句，他大约洞察到了时过境迁八十年的惰性如磐石般顽固，而我如履薄冰地努力写过、‘刻’过，他道白着今人如我那般之刻写不再成为可能”；他所论及的鲁迅重新定义文学的尝试：“我迎着时势而上，时势压迫我把完整变成片段，把奇崛变成唐突，把幽深变成尖亮，把温暖变成冷漠，此中我和文学的冲突，到了只为有效地说出而不是有趣地说出的程度。 ”（《“我会劝他们告别文学旅途”——拟八十年后鲁迅可能的一种回答》）则暗含着对再造新诗的期许。
事实上，对历史中人物的书写，不仅要求对人物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和理解，而且需要对人物所处的历史本身有着非凡的洞察与认知。正如姜涛曾在某个场合下所说的，诗歌写历史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罗列和堆积，那远远不够，还应该吃透、消化那些材料，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见解，这样才能写得透彻。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朱朱总是以克制而舒展自如的笔法，平衡着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他诗中的人物及历史拒绝了某种道德优先的论调，也摒弃了那种情不自禁扑向历史的冲动。倘若把朱朱写鲁迅的两首诗（《伤感的提问》《多伦路》）与当下其他写鲁迅的诗作稍作对比，就会发现朱朱书写人物的别致之处：两首诗在探入鲁迅内心深处不易觉察的褶皱和波动、观照和诠释其精神世界的同时，亦显出对历史复杂性的把握；没有像某些写鲁迅的作品那样，把鲁迅（及其置身的民国历史）过于浪漫化，洋溢着很煽情的调子，或走一种主题升华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