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的海|《我身上的海》：以千万道闪电，在一个词语上纵深( 二 ) |朱朱|写作|诗歌|诗集|枯草上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Eros并未赋予《清河县》第一部（及其后两部）以浮靡的色调，同时Eros也并非该诗的主题，毋宁说整部诗表现的是人性的角力。朱朱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清河县的世界并没有消失，那些人也正走动在我的窗外，虽然他们都已经更名换姓，并且在喝着可口可乐。我尤其要将王婆这样的人称之为我们民族的原型之一，迄今为止，我的感觉是，每一条街上都住着一个王婆。我记得金克木先生在一则短文里提及，有两个人，王婆和薛婆，是我国历史上最邪恶的两位老太婆。是的，的确邪恶，但她们所意味的比这多得多——文明的黑盒子，活化石，社会结构最诡异的一环，乃至于你可以说她们所居的是一个隐性的中心。我欲完成在诗中的，并非对那种邪恶感的刻意描绘，而是要还原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形象” 。这也是姜涛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清河县》“有意挑起一盏灯，让读者窥见历史幽微的曲线、裂口”（《当代诗中的“维米尔”》）。而朱朱另一些表面上具有“怀旧”色彩的诗作，包括后来的《青烟》《江南共和国——柳如是墓前》等，其中的人物身上无不寄寓着某种以柔克刚的韧性，抵消甚至抵制了可能的“颓废”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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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 1969年出生。诗人、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二．“黑暗的墓道”
《枯草上的盐》的出版呈示了朱朱告别“第一阶段”写作、进入写作中“黑暗的墓道”之际的状态。 “黑暗的墓道”的说法出自朱朱完成于2000年的诗作《灯蛾》，该诗首句中的“墓道”本来是一种实写，却被他塑造为关于写作及写作者处境的一种隐喻。在一次闲聊中，朱朱提到“黑暗的墓道”是一个写作趋于稳定的诗人必经的阶段，在此期间写作者的心智和耐力都备受考验，以寻求自我更新与蜕变之途。《灯蛾》中“一只灯蛾∕∕趋向于地下的光辉， ∕他的死历数了∕同伴的邪恶∕和地上的日全蚀” ，寓言般地揭示了写作者左冲右突于“黑暗的墓道”的情境。
朱朱曾自言《灯蛾》“意味着我近年写作中一次很不寻常的结晶” 。那么，这首诗的“不寻常”之处在哪里？可以看到，《灯蛾》最显著的一点是，诗中由那个遭到同伙遗弃、最终“成为一个人形的拓片”的盗墓贼，以第一人称口吻自述被密封在墓道里的所观所感——那虽然是诗人想象和虚拟的，但由于采用了“我”的视角，故能够令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般的真切感。并不奇怪的是，稍后于《灯蛾》陆续完稿的《清河县》第一部各篇，则全部采用了第一人称（如前所述）。而同期的《斜坡》《合葬》《在沙洲》《鲁滨逊》等，也是如此（这些诗作均收录在诗集《皮箱》里）。无疑，这是朱朱解除早年写作中语词的“淬炼的铠甲”、进而从“黑暗的墓道”走出的有效方法。
这一方法，正是朱朱本人多次提及、一些论者也有所阐述的“成为他人” 。他在一首诗里明确提出：“路过我，成为他人”（《夜访》）。所谓“成为他人” ，简要地说就是将自我分解或转化为无数个的他者，或者反过来，将形形色色的他者集结于自我之内；以己度人、以人测己，通过自我的角色化，凸显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多重性和繁复性。在一次访谈中，朱朱解释说：“以‘我’结构全局，作为形式而言实在是文学上的一种俗套而已——我不知道是否更加便利？也许你戴上他人的面具时，反而要多出一重困难，那就是你在语调上必须成为他人，你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情感必须与之交融，而非简单地折射你自己。成为他者，无疑是我们永生的渴求之一，文学中‘我’的使用即一种出自单方意愿的双向运动，在他者的面孔上激起一个属于我的涟漪，自我的意识因而得以净化。 ”这确实可以生发出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统领诗篇的“我” ，作为对他者的想象性替代，需要揣摩不同角色的性格、神情和习惯，由此拿捏语气、调配词汇、锻造句式。诚然，在朱朱的上述诗作中， “我”的运用加强了其独白或对话的意味，增添了诸多饱含细节的叙述或刻画，但这并非延续了1990年代诗歌中所谓“叙事的转变” 。他的“成为他人” ，增益了语词表达的能力，阔大了其诗歌表现的视域，使之更富于层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