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的海|《我身上的海》：以千万道闪电，在一个词语上纵深( 三 ) |朱朱|写作|诗歌|诗集|枯草上的

朱朱的这一方法，较早体现在《我是弗朗索瓦·维庸》（1998年）一诗中，该诗的主角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法国诗人，全诗以充满自嘲的语调对其生平与写作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戏仿，言辞俏皮而灵动。同时，该诗与同期的《瘟疫》一诗，在句法上显出了“成为他人”所具有的戏剧性张力：
人们要一种装饰的、啃啮的被允诺的
具体胜过要一首抽象之诗的
不移动的深色底座：
死亡。
而更早一些时候的1992年，朱朱在一首仅有四行的短诗《一个为经验所限制的观察者》里写道：
除非此刻，我是船上的渔民
看自己正在幽暗的塔楼里
凝视船舷上的一片云彩
放射我微小的头和双目
确如周瓒所分析的，这首诗“可以被视为诗人对自己的分身能力的一次小小的沉思：我（是）——船上的渔民（看）——塔楼里的渔民自己，三个空间，三个人物是同一个人。除非我能够做到这样从自身中分身出一个我，并使这个我有能力去观察另一个从我中分离出的我，否则，我就是被限制的。诗人承认自己是受到限制的。作为观察者，他受到经验的限制，但是，他可以借助‘凝视’‘一片云彩’ ，通过‘放射我微小的头和双目’ ，来实现一种超越性的努力，即扩大自己的生命，突入他人的生命之中”（《观察者和他的分身术》）。可见， “成为他人”早已潜伏于朱朱的写作意念中。
三．“成为他人”
朱朱的“成为他人”抒写，以各类历史人物和小说作品里的人物为主。这方面最重要的作品自然是《清河县》三部曲：《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及其关联人物，成为《清河县》第一、二部的核心，相较于原作，诗中这些人物的形象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造甚至“扭转” ，全诗围绕潘金莲展开了一个幽暗而深沉的人性世界；《清河县》第三部则将焦点聚集于《金瓶梅》的作者——一个具有半匿名性质、其身份显得扑朔迷离的文士，在追踪其坎坷经历的同时，也透视了古代文士所共有的悲剧命运。另一部分量很重的作品，是长达近400行的《流水账》，以世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李煜为书写对象，重塑其作为个体的多重形象，展现了他受困于家国、身世、情感及写作相互纠缠的处境。
这些人物书写都可谓对人物的再“发明” 。显然，它们并非蜻蜓点水或浮光掠影地触及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交游等，而是基于一种“感同身受”对人物进行全新的构拟，其中格外值得留意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重视人物的时代背景及其对于人物性格和诗作主题的作用。在备受瞩目的《江南共和国——柳如是墓前》，开头段落中显得阴晦的“此刻城中寂寂地，所有的城门紧闭， ∕只听见江潮在涌动中播放对岸的马蹄”和结尾处趋于明媚柔和的“还将是一枝桃花摇曳在晴朗的半空， ∕潭水倒映苍天，琵琶声传自深巷”形成了鲜明对照，喻示着“弱小”女性与强权更迭之间的对峙。
对与人物相关的一些事件的独特处理。比如写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合葬》，诗的两节分别是两人的自白和向对方倾诉， “合成”了一种对话的格局（呼应标题“合葬”）——奇妙的是，廖仲恺的自白以细腻的笔触详述了自己遭受暗杀的过程和感受，并设想了他死后的种种情景；作为应和与补充，何香凝的自白集中于她在廖仲恺逝世后的行与思。这样的处理消除了人们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突出了其个性化的人格特征。《清河县》第一部里的《武都头》也是如此，该诗通过弱化武松的打虎壮举而颠覆了其高大的英雄形象，却着力刻画他内心里面对情欲与人伦的犹豫不决，以至他对人生意义表示了质疑：“我被软禁在∕一件昨日神话的囚服中” ， “人们喜爱谎言， ∕而我只搏杀过一头老虎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