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袁行霈：传承中华文明的厚道人师历史价值|文帝|江村|帝陵|复土

【优秀社科工作者】
光明日报采访人员晋浩天光明日报通讯员韩芳
开栏的话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长期以来，在我国许多行业的重要岗位上，涌现出一批可敬可爱的优秀社科工作者。他们爱岗敬业、默默耕耘，在各自岗位上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即日起，本报推出《优秀社科工作者》专栏，讲述十位不同领域优秀社科工作者追逐梦想、接续奋斗的动人故事。
今年4月，袁行霈先生迎来了85岁生日，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袁行霈文集》出版了。十卷本的《文集》收录了袁行霈独立撰写的多部学术著作、诗词、随笔、小品文。然而，这部凝结了袁行霈数十年学术心血的《文集》却并没有一张作者像，“这在文集类出版物中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稀有。”参与《文集》出版座谈会的一位资深出版人评价。
“常怀感激之心，常存谦素之意”，这位早已在中国古典文史研究领域名满天下的学者，时常这样提醒自己。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袁行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然而，他一直强调的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1995年，袁行霈接受教育部的任务，准备主编一部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文人学者都做过大量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各大学中文系也都沿用着几部经典的文学史教材。怎样方能“守正出新”？袁行霈在主编这本教材时，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的理论和“三古七段”的文学史分期。
他认为，文学本位，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不是社会或政治的图解；史学思维，是要写出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不是作家、作品论的汇集；文化学视角，是强调文学的文化属性，将文学史放到文化的大格局中研究。对于文学史的分期，袁行霈打破了按朝代更替分期的方法，他认为，朝代更替不过是政权变更，不一定能引起文学划时代的变化。袁行霈希望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不仅能承担教材的功能，而且是一部过硬的学术著作，要站在学术的前沿。
2009年，袁行霈提出了“新编新注十三经”的想法。所谓新编，他认为传统的“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经”，道、法、墨、兵等诸子思想均未列其中，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去汲取各家之精华——以此思想，“新编新注十三经”保留了部分传统“十三经”的儒家经典，增加了《老子》《庄子》《墨子》《孙子》《荀子》《韩非子》；所谓新注，袁行霈认为，要利用更多的出土文献和传世善本，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或以新材料，或以新方法，或以新观点，对传统经书作出新解释，集中展现新时代的经学研究成果。
袁行霈常说，做学问一定要有格局、眼光、胸襟和气象，要从更广阔的背景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好的学者应该能将“纵通”和“横通”结合起来，博采众长，独辟蹊径。
将师生间的切磋琢磨视为乐事
袁行霈的课堂一直是北大的一道“风景线”——他的课堂从来不用担心出勤率，因为座位上坐满了人，过道、讲台边甚至窗户外都站满了人。袁行霈在《精神的魅力》（1988）一书中这样写道：“教室里坐满了我的学生，一双双眼睛投出渴求知识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兴奋、喜悦、感激……一向寡言的我，竟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连串自己也觉得新鲜的话语。”
师生间的切磋琢磨，一直被袁行霈视为乐事。在他写给学生博士论文出版的序言中，曾详细记录了与同学们讨论的场景，“斗室中六七人促膝而坐，逐条研讨，往复辩难，于一字一句一典故一名物亦不敢苟且”。袁行霈很喜欢陶渊明的一句诗：“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他认为教书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快乐，有了心得可以跟学生们分享，学生们再提问启发新的思路，这样的教学相长，让他始终“享乐”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