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袁行霈：传承中华文明的厚道人师( 二 ) 历史价值|文帝|江村|帝陵|复土

“厚道”是袁行霈对自己的要求，他也希望学生们注重道德品行的砥砺。在回忆人生经历时，他认为书斋之外的“辛苦遭逢”同样是人生的财富。下过农村、去过煤矿、经历过干校和人民公社，在一米高的矿道里，袁行霈连续8个小时弯着腰干活，“手握一把大铁锹，在井下彼此的脸都被煤屑熏黑了”，在这些艰苦环境下,袁行霈坚持着他的学术追求，也让他与工人、农民交了朋友，成了贴心人。他将斋堂人民公社农民为他熬的棒子渣粥称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他也常常告诫学生们一定不能“忘本”，是农民的汗水浇灌了中华大地。
袁行霈的学生曹胜高回忆过一件小事，有一次讨论课后，一位旁听的学生讲起自己在北京的遭遇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可能蓄积得太久，他竟讲了将近45分钟。曹胜高考虑到袁行霈下面还有别的活动，几次试图提醒，但袁行霈依然平静地听着，示意不要打断。“在送先生回家的路上，先生对我说，要听人家把话说完。从此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自己再忙，也要认真听完对方的话。”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袁行霈就是这样一位桃李天下的厚道人师。
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进入北大西门，穿过校友桥，右手边古色古香的建筑便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北大国际汉学家研究基地的所在地——大雅堂。袁行霈以班固《西都赋》中“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的典故，为此楼取名。
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成立，2009年国际汉学家研究基地成立，袁行霈主持两个机构的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大量工作。袁行霈认为，尽管中华文明并不算是起源最早的文明，但却是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袁行霈发表了演说——“文明的馈赠”，他希望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是“文明的自主、馈赠”，是“多元文明的繁荣”。
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四位北大教授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可以被视为是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阐释”与“馈赠”。这是一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著作，既没有脱离各门专史，又力求对中华文明的演进作出总体性的概括和描述。172万字的《中华文明史》目前已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塞尔维亚文等多语种出版，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作。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袁行霈依然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工作充满热忱。2019年，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持的《中华文明传播史》项目启动，项目将覆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制度、语言、科技、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旨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背景下，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推广提供借鉴经验。
走进书斋，袁行霈是书卷气息很浓的文人，诗意盎然，温厚清雅。诗意的人生是他追求的生活方式，但书斋亦不会困囿住他。袁行霈始终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传播不遗余力地奔走，倾尽了全部智慧，也团结起众多的“同道中人”。
把每一步都踏得厚实，袁行霈仍在前行。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0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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