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被誉为“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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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让国博所藏大盂鼎与来自上博的大克鼎联袂亮相，图为展览海报
最近半年以来，商周青铜器备受关注。继上海博物馆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让国博所藏大盂鼎与上博所藏大克鼎联袂亮相，引发广泛关注后，眼下，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这几个大展不约而同聚焦商周时期最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风貌。
商周青铜器素有“国之重器”之称。它们中的不少的确有着惊人的体量，例如子龙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和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重201.5公斤）三鼎，但这毕竟浮于表面。商周青铜器之“重”，更在于极为丰富而厚重的历史积淀，有着从本质上体现其作为国之瑰宝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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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商周青铜器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包含的文献信息
其实，单凭一尊毛公鼎就足以破除有关重器之“重”的迷思。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它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为“海内三宝”，但与盂、克二鼎相比，毛公鼎“仅”重34.7公斤，高53.8厘米，口径47厘米，在重量方面就比前两者足足少了一位数字。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毛公鼎却占有一项三鼎之最，那就是字数。据统计，三鼎内壁所刻铭文分别是497（毛公鼎）、291（大盂鼎）和290（大克鼎）字（引自杜迺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毛公鼎铭文字数不但冠绝所有商周青铜鼎，而且也是中国所有已知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按照杜迺松的说法，毛公鼎铭文数量“实可相当《尚书》一篇”。而盂、克二鼎虽不能在青铜器中占据次席（现存字数第二多的，是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散氏盘），但在现存铜鼎中却能紧随毛公鼎之后，分列二三（因为铭刻四百余字的周康王时器小盂鼎，四百十字的周共王时器曶鼎，都已于清末亡佚，仅铭文拓片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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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内壁往往刻有铭文，包含着丰富的文献信息（摄影：陈拓）
除了铭文字数之外，这些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同样体现了它们不凡的分量。按照原器所铸时间来看，大盂鼎最早，为周康王时器。记载了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康王先是赞美文、武先王，然后总结了商代覆亡的经验教训，告诫盂要引以为鉴，不能沉湎于饮酒取乐。这部分铭文内容恰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吻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次，又授予盂掌管兵戎、民事的权力，辅佐周王管理天下。最后还赐予了他代表权威的鬯酒、命服、车马等等，以及各类奴隶1726人，其中既有夷人的头领十三，也有夷众上千。
而大克鼎年代次之，为周孝王时器。讲述了贵族克继承先祖师华夫的官职，并被周王授予“膳夫”之职，获得诸多田地人口的事情。孝王首先赞扬克的祖先侍奉恭王，因而提拔克为王臣，负责传达王命的要职。接着重申了对膳夫克的任命，详细记录了对他的赏赐，包括礼服、土地和奴隶等等。最后是克叩跪感谢，铸鼎以纪念其先祖师华夫。
三鼎中的毛公鼎相对最晚，为周宣王时器。它记录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改变西周后期的种种弊政和不利局面，策命重臣毛公，监督各种政令的发布和实施。希望在毛公的忠心辅佐下，使国家免于衰颓的境地。最后为了体现对毛公的尊重，宣王还赐给他极为丰厚的赏赐，包括各种宝物和贵重的车马器。而毛公为了回谢周王，特意铸鼎记录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