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被誉为“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二 )

三鼎铭文的时间跨度恰好分属西周的早、中、晚三个阶段，从中我们甚至可以对西周的历史进程形成一些粗浅的认识。上古商周时代留下的文献非常有限，除了《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屈指可数的传世（或早期出土）文献外，就只有同样数量有限，且散落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了。那么，铭刻在商周青铜器上金文文献，就自然要担负起全面勾勒商周社会原貌的重任。而这才是商周青铜器之为国之重器的根本原因。
青铜器上的铭文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有限的传世先秦文献之外，复原西周史事，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正如李学勤在《青铜器与古代史》中所言，“武王时利簋铭文记牧野之战……何尊述兴建成周……厉王时多友鼎记对猃狁战争；……此外，如卫盉、卫鼎、散氏盘等记土地转让，鲁方彝、兮甲盘等记商贾贸易，曶鼎、训匜等记法律诉讼，这些不过是西周重要青铜器中的几个例子，其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见一斑。”
那么，显而易见，最能体现这些中国商周青铜器所蕴含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所包含的文献信息，以及由其独一无二体量、形制所体现的历史见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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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商周青铜器本身同样散发出的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
谈到商周青铜器的艺术审美，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孔子。他在《论语·八佾》中就表达了对周人文化的赞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所说的“文”，一部分说的是礼仪制度，另一部分则是由这些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正是这些“文化遗迹”不但为我们拼贴上古剪影提供了可能，也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孔子所推崇的周代“文、物”其实也是从之前的“二代”逐步发展而来的。青铜文明在西周所走向的巅峰，离不开前人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积淀。那么要梳理其中的传承关系，我们大体可以从青铜铭文、器形和纹饰这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铭文出现了小盂鼎（周穆王时器，400余字）、曶鼎（周共王时器，434字）、毛公鼎（周宣王时器，497字）这样超过四百字的案例，但这并非一日而成。如孔子所言，西周青铜器铭文字数增长的趋势也可追溯到商代。商代固有甲骨卜祝习俗，但从商末遗存的铜器来看，既有如国博所展出“子龙鼎”一样铭刻族徽的范例，也不乏铭刻数十字“长篇”的范本。
比如，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小臣余犀尊，铭有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卣，盖、器铭共计47字。另有故宫博物院所藏二祀邲其卣铭39字，四祀邲其卣铭42字，六祀邲其卣铭27字。虽然商末铜器铭文通常都只围绕祭祀事件本身，并不作进一步展开，但都可以算作西周长铭文青铜器的先声。而周人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器内铭文华丽、繁富的风格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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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觥是用于盛酒的礼器。图为凤纹牺觥，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其次，器形上讲，周代青铜器继承商代，但其中出现的新的组合变化，则反映了商周人群在观念上的差异。商代青铜器按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三个时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殷墟所见铜器，在二里岗时期基本都已现身，其中既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烹煮器鼎、鬲、甗和食器簋、豆，也有觚、爵、尊、卣等酒器、盛水器，以及兵器、工具等等。到了殷墟时期，除了出现了方彝等新型酒器，在其他器物中，圆鼎、方鼎都出现了胎壁变厚的情况，国博所藏子龙鼎、后母戊鼎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