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被誉为“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三 )

西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类型，数量增长的同时，种类有所变化。具体来说，从周初开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为固定礼器组合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这也是这两类器型通常作为铭文载体而为我们所常见的原因。商代流行的豆渐少，但出现了新型的簠，乐器则出现了钟。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类型在周代基本保持不变，但数量已经较商代大幅减少了。其原因大概如《尚书·酒诰》所言，“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周王为了避免重蹈商末贵族酗酒荒政的覆辙，不但发文强调禁酒，还在大盂鼎等器的铭文中屡屡提及，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随着西周中期向后期的发展，当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壶保留了下来，使后人对商末景象不禁产生无限的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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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纹饰上看，商周之间同样存在继承关系。商代广为流行的饕餮纹、夔纹和鸟纹等主要纹饰基本都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只是细节上而言，鼎、卣等器物上的扉棱较先前更高、也更显著），这造成了两者之间较难区分的情况。幸运的是，大多数时候，周代青铜器内的铭文通常起到了断代的作用。
不过，两者之间同中有异，变化也在悄然间发生。西周青铜器足逐渐改变了商代粗壮的柱足、扁足样式，朝着模仿动物足部的蹄足方向发展。而鼎、鬲、甗等容器的腹部深度和前代相比也变得较浅，器壁也变得愈薄，不如之前厚重。
到西周中期开始，纹饰方面的变化则变得更为显著。首先，纹饰由繁复变得简约，饕餮纹等特征鲜明的动物形象淡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周代制作者对前代生动而具象的鸟、兽动物开始变得陌生，在追求仪式化的过程中，变得神似而非形似。其次，基于同样的道理，用于装饰的细密雷纹等地纹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时代基本不用。此处的变化则与大量铭文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复杂的地纹可能会对铭刻文字造成影响。其三，则是西周窃曲纹、重环纹等简单而重复的纹饰，在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中大量出现。它们或简化自夔龙纹，或取自龟壳鳞甲，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填充。按照李学勤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从总体上讲，也基本符合装饰纹样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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ㄐ毌父戊方卣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商周时代留下如此众多的青铜重器，既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了解，也让后人有机会一睹蕴含于器物之中的上古风韵。从这些古物中，我们得以理解“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得以体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但窥见了商代文明的厚重、象形，也读出了周代文化的文质彬彬。
从商人酒宴上“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的琳琅满目，到周人对“殷鉴”的屡屡反思，从青铜纹饰豪华到质朴的变迁，我们得以绘制出一幅商周交替的动态景象。从周初克商，到中期为南（铜）北（马）交征，再到西周末期的铜料不贡、重器难觅，我们从青铜铭文中勾勒出一段传世典籍之外的商周信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前辈学者对那些国之重器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而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一代的文物研究者通过打破地域、时间和收藏序列的最新的文物研究和展出，也将从更多维度呈现商周青铜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比如，上海博物馆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正推出名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的全新展览。在该展览中，禹鼎和噩侯驭方鼎一同现身，讲述了这个西周古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千古恩怨，也见证了西周王朝从鼎盛走向风雨飘摇的唏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