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书法的审美取向( 二 )

魏晋玄学直接继承了先秦道家的传统。魏晋士人把老庄那种以个体生命为重、逍遥放达的人生理想付诸实践。例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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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猷听凭一时的兴致，率性而往，率性而返，这便是自由心灵与自由个性的真实写照。《世说新语》所描绘的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元康名士、东晋名士皆有任情放纵的特点。他们在处理情感欲望与理智规则时，总是极力放大自己的欲望，漠视外在的约束，标榜个人的风格：
桓公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咏一吟，许将北面。”(《世说新语·品藻》)
桓温是一世枭雄，他试图以权势迫使殷浩屈服，但殷浩对桓的权势嗤之以鼻，大胆捍卫了自己的人格价值；而孙绰在肯定许询“高情远致”的同时，不忘展现在文学上的胜场。
基于对个体价值的发现与自我意识的张扬，魏晋士人在品藻别人时，视点也落在了所品人物的个性风采上：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世说新语。品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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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绰在回答抚军的捉问时，一一甄别了各人不同的个体特征。由此可见，充分肯定个体的差别，发现个体的优点，当是魏晋品评人物的一个特点。
魏晋正是这样一个重视并张扬个性的时代。这样一来，士人强烈的个体意识在书法艺术领域也有生动的展现：首先，从魏晋书家的有关言论来看，他们标榜个性，注重独创，反对袭蹈别人。魏大书家钟繇宣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转引自郑杓《衍极》）。在他看来，书法是一种创造，这种美的艺术是主体精神、功力与个体心灵的迹化。钟繇高扬了主体在艺术创造中的首要地位，无疑是对先秦两汉以来以模拟物象为上的书法思想的反拨。
钟繇之后的王訥（王羲之的叔父）更为明确地指出；“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转引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在王訥看来，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都要反映艺术个性。“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美学思想与其叔父如出一辙，他的《记白云先生书诀》也强调了个体风格的独特性：“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可见王羲之要求书家从自身出发，写出自我风采。当王羲之一改楷、行、草书的传统写法引起时人讥议时，他却不以为然，还自珍其书：“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自论书》)。
王羲之对钟繇、张芝等大书家不肯“俯首称臣”，反而高自标置，这种态度正是书家艺术个性意识觉醒的明证。王羲之之子王献之又独辟蹊径，另创了风流云散的行草书，他对自己的书法也自视甚高，甚至认为自己的成就要超过其父一“故当胜”（见孙过庭《书谱》）。有一次，当谢安否定自己时，王献之竟毫不气馁，显出了狂放的本色：“世人哪得知！”王献之置礼法于不顾，固然是当时流行的风气，但更昭示了他对个体艺术成就的自信。从流传的书迹来看，王羲之的书法平和含蓄，王献之的则佻达放纵，风格上的差别是较为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