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书法的审美取向( 四 )

“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语出《周易大传·系辞下》，以辞令的多少来品评人物的高下，正体现了以“简”为美的品藻倾向。谢安以《易传》之语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客观上已经向我们昭示了尚“简”的审美观念与《周易》的渊源关系。又《世说新语·赏誉》八三：
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
本条刘孝标注：“谓古人之辞寡，非择言而出也。”王对刘胟的评论，其所持标准与谢安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尚“简”之审美观念的确立，与魏晋玄学关于“言意之辩”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汤用彤先生说；“夫玄学者，渭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这一“新眼光新方法”的创造者乃是天才少年王弼。王弼以《庄》解《易》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别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
由王弼之说，晋人形成了重意轻言、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思辩方法和心理倾向，“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这种“权衡”施之于人物品藻，便形成了尚“简”的审美标准。
基于上述原因，中古士人的日常生活与审美创造力求以“简”为美。如《世说新语·德行》所记述：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本条刘孝标注引《（王）恭别传》日，“恭清廉贵峻，忐存格正……”作人身无长物，即是清廉守约的表现，这也是王恭的人生态度。他如阮修以“将无同”三字得官(《世说新语·文学》)，王戎以“简要”见重于人。(《世说新语·赏誉》五)，都是魏晋人尚“简”风气的反映。尚“简”的审美观念对中古时代的文艺理论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文心雕龙·炼字》云：“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可见，“简易”也是魏晋人文章语言风格的主要特点之一。此时的书法同文学一样，自然也体现了“简练”的风格特征：
首先，魏晋书法的发展史就是从笔画繁杂走向简约的过程。试看钟繇的楷书，他以天才的创造，使书法基本上挣脱了富有装饰意味的隶书，使隶书那种八面停匀、蚕头雁尾的写法被简洁流动的笔法所代替。但平心而论，钟繇的楷书还带有从隶书“娘胎”里出来的痕迹：字形偏扁，横向取势，整体风格还显得古朴典雅。王羲之的楷书已对钟书进行了大胆的改进，改横势为纵势，字形越发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