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坞$帝国的女性空间雍正的十二美人屏风及圆明园《园景十二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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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十二美人》之一1950年，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清点原紫禁城库房时发现了一组十二幅无款画像，每幅画像上有一位美人，或居室内，或处室外。这些画像有三点特别之处，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首先，作为绢画，这些画像之大非同寻常：每幅画近1米宽，2米高，纵向的画面空间足够描绘近真人大小的美人。其次，与传统的手卷或挂轴不同这些画像没有装画轴，被发现的时候只是松散地卷在木杆上。再者，虽然这些画像没有画家的署名，其中一幅画所描绘的房里陈设着一架书法屏风，上题“破尘居士”“壶中天”“圆明主人”。据查，这三个别号都是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在1723年登基以前所用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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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特点帮助故宫的专家们对这组画像进行了基本的认定和归类。依据画像的形制，尤其是尺寸和装機风格，他们将其归为“贴落”——一类可以贴裱在墙上的绢本或纸本书画。与作为永久性建筑景观的壁画不同，“贴落”可以根据变化的口味或收藏的需要随时置换。最珍贵的贴落画成为皇家艺术收藏的一部分，存放于皇宫中的书画库房。这组十二美人像亦被认作此类珍品。其他的因素，包括真人大小的美人，陈设于阁中的雍正书屏，画像惊人的“写实”风格，以及对细节的极度用心，都进一步促使学者们推测这些画像所表现的是真实人物，而这些人物应与皇子胤禛关系亲密。这个可能性是如此吸引人以至在没有更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这组画像即被定名为“胤禎妃行乐图”甚至“雍正十二妃子图”。这些题名在展览、图录及研究论文中广为使用。不过，对此组画像的用途及主题的这个推断并不正确，并有潜在误导之虞。1986年，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朱家溍先生发现了清内务府有关此组画像的档案。在雍正朝1732年内务府档案木作记载中有这样一条：雍正十年八月ニ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持出由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拆下美人绢画十二张，说太监沧州传旨：着垫纸衬平，备配做卷杆。钦此。本日做得三尺三寸杉木卷杆十二根。此条档案所记载的正是紫禁城清点库房时所发现的十二美人图（画像发现时的保存状况正如雍正皇帝授意的模样）。据此档案，此组画像需要被重新加以分类和认定。最重要的是，档案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画像的早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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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这组美人画最初并非装点墙壁的贴落，而是一架十二扇围屏上的画面。“围屏”一词更进一步表示，与如今仍陈列在故宫的许多屏风一样，此美人屏被用来环绕皇帝的宝座或卧榻。此外，此画屏肯定是在1709年之后制成的，因为是在这一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将圆明园赐予雍正（当时仍称为雍亲王）。圆明园当时的布局和结构不甚明了，有关这个园子的历史记录多关注于圆明园在乾隆朝的大规模扩建。从已知的雍正的写作来看，圆明园在1725年之前只有散布着的几座建筑及大小不一的湖泊池塘。雍正（当时为雍亲王）将其作为夏令避暑之地，其参政之处则在十里开外的紫禁城内。在我看来，这个画屏最初的陈设地点——圆明园内的深柳读书堂——对理解其含义提供了关键的线索。有趣的是，这个地方对雍亲王来说似乎有特殊的意义，但在他即位之后却很少提到。（出于某种不甚清楚的原因，乾隆似乎对此处刻意加以忽视——尽管乾隆时期的圆明园图都画了深柳读书堂，但这组建筑从未被列为一“景”，也极少出现在乾隆皇帝不计其数的圆明园题咏中。）考虑到深柳读书堂是其父皇雍正即位前后的私幸之处，乾隆对此处的漠视分外令人费解。但是在雍正的圆明园题咏中，深柳读书堂却是最常被提到的。如雍正的《园景十ニ咏》作于其即位之前，其中第一首所吟咏的就是深柳读书堂：郁郁千株柳，阴阴覆草堂。飘丝拂魂石，飞絮点琴床。莺啭春枝暖，蝉鸣秋叶凉。夜来窗月影，掩映简编香。雍正诗中使用的文学意象——飘丝、飞絮、莺啭、蝉鸣、月影、简编香——反映出某种亲近感和私密性。深柳读书堂位于一个大湖（后来被称为福海）的西岸，三面被小山环绕，与外界隔绝，“千柳”更将其深深掩蔽。现存的一套《圆明园图》显示出此处由三四座单层的小型屋宇构成，屋宇之间由回廊连通，曲曲折折，从水畔直通向林谷。它的建筑结构因此不在于表现宏伟的公共形象，而在于突出移步换景的视点、时间的流动性以及空间的复杂性。不过，深柳读书堂的“私密性”要超出单纯的建筑和环境因素。雍正的诗赋予这组建筑女性的气质。诗中的许多意象都有双关含义在描绘山水景观的同时将其人格化。其中主要的意象是“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