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2021年度书评观察:从“被挤出期刊”到豆瓣“打一星”( 三 )


不过,有必要先重新审视“大众”这个词语。
在近代启蒙以后,“大众”一般被视为与“知识精英”“启蒙者”相对应的角色,如今在生活中,人们也经常认为“大众”是形形色色普通人的集合,不同于“学者”“专家”。也就是说,大众读者也就等同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这倒也没有多大的错误。可在现代社会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在知识分工和学科专业化的当下,一个专业人员一旦离开他的专业知识系统,去阅读其他领域的书或书评,其实都是大众。在这个意义上,读书刊物或平台刊登的书评未必“不学术”,未必“不思想”。学术期刊的书评将本专业内的研究者视为目标读者,而读书刊物或平台并没有这一预设,它刊发的书评需要考虑不同知识背景读者能否接受。所以在这里阅读,对于学者来说,他们可以突破学科专业化的限制,成为一种古典意义上的读书人——“读书杂家”,或用时下的话说是“杂食动物”。对于我们来说,则可以在这里发现感兴趣的书,满足好奇心。
豆瓣&2021年度书评观察:从“被挤出期刊”到豆瓣“打一星”
文章插图
电影《天才捕手》(Genius 2016)剧照。
在今年8月,《书城》的一篇《诗人的萤火虫》(作者:史凤晓)在自然史中谈诗人如何理解萤火虫,从“自然”专门知识到诗歌,让人看到多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交叉后的魅力。在这一年,像这样的读书文章在《读书》《新京报·书评周刊》也有一些。它们的写法大多是从一个主题展开,融合多本书或多位思考者的知识。尤其在纪念沈昌文、李泽厚等老先生的若干篇文章中,我们读其中的书,也读其中的人和故事。另有读书文章,在阅读和引用外加入作者本人的一些实地观察,如《读书》4月号刊登的《后厂村路上的北京折叠》(作者:赵益民),对“城市密度”的反思给人以启发。
然而,真正稀缺的,其实是单论一本书的书评。我的意思不是指整篇文章只有一本书,而是下笔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探讨一个话题而找书,而是为了评书去找其他材料。所评之书是文章的中心。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书评更有挑战性。
这是因为我们都极其容易走进一种写作套路。譬如,将书的内容重述一遍,讲下成书或作者背景,再引用其他书的相关观点辅助论证,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全面的,却也是缺乏焦点的,无奈,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几乎就是一种套路。大多数单论一本书的书评都有这个问题。比如《书城》10月号评论段义孚《浪漫地理学》的《浪漫主义不是文学艺术的专利》(作者:苗德岁)就逐章讲述、评论。当然这篇书评依然能打动人,吸引人学习它的内容。我猜这是因为文章的写法是老派副刊的,信手拈来,关键处有点评,不刻意追求“深刻”。这是未过度专业化的写法,不会充斥着唐突的术语。用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话说,过度专业化必然导致知识多样性的枯竭。
在这一年,印象同样深的是《读书》9月号刊登的《从细微处看大关节》(作者:葛兆光),评的一本新书《图像、观念与仪俗》,作者的知识和写法自然都不必多说,书评也可以说是典范。可是,作者和所评之书的作者彼此熟悉。而很多好的书评竟然都有这样的特征,这或许是必然的。
一来,与学科专业化发展方向相反的是,越是专业,读者范围越是小,即便教师和学生的规模扩大,读者虽然多了,可增加的读者依然来自本专业。二来,越是追求专业素养的学者可能越是在评论书时小心翼翼,不会妄评非本专业、不了解的书。再加之,这还是一件不计入科研考核并且费时费力的事,去评论一本与自己不相干的书,似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