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追寻江南诗性文化( 三 ) |乾隆|文物|康熙|江南|吴中博物

比较而言，康熙尽管高度重视汉民族文化，但只是完成了从北方草原文化向中原实用理性的转变，所以即使来到美丽的江南，他最关心的仍是作为国家统治基础的“财赋”及可堪大用的“人才” 。与之相比，乾隆可谓更懂得和更能欣赏江南的美，他在江南除了关心祖父关心的东西，还希望在代表着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江南诗性文化中寻找到心灵解放和精神自由。其背后恰好显示出祖孙两代在面对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及所获得的不同精神觉悟。
一个本该勤民听政、宵衣旰食的帝王，对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晴耕雨读的江南报以会心甚至有些痴迷的情绪，多少有些“不务正业” 。但历史上这种现象并不在少数，说明其中有某种规律或精神密码。从美学原理上看，可追溯到康德的“只有人，才审美”——这个揭示着人类自由规律和审美本质的最高原理。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可以与对象世界发生一种非功利的、无利害、自由愉快的审美实践活动。由于只有无功利、无利害的审美和艺术，才能修复和治疗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创伤和异化，因此历史越发展，审美活动在他所有生命需要中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有人会为此而不惜一切。正如西方社会中“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王子一样，中国帝王对“江南”的一往情深，同样揭示了“审美需要”是人永恒的和基本的需要。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符合美学原理、能激活人的情感机能和艺术天性、可以使人直接产生自由感和愉快感的诗性文化。
“江南最好说苏州”
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中，才子杜慎卿说过一句名言：“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 。为什么上到帝王，下到普通百姓，都会对江南文化深深着迷甚至不能自拔呢？这可以从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差异来了解。
中国文化向有南北之分，并集中体现在中原和江南的差异上。我曾把这两者的差异称为实用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对立。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墨子的“先质而后文”为代表，确立的是“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的生产生活秩序，即人生最重要的是艰苦奋斗，在有了足够丰富的物质基础之后，再去考虑求美、求丽和求乐的精神需要。尽管对物质基础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走向绝对和极端。如果受实用主义文化影响太深就会走向反面，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不再懂得和珍惜日常生活，取消了升华和艺术化的可能。这是庄子批评墨子“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的根源。
在江南文化中，这种极端化得到一定的克服和调整。尽管江南人也明白“先质而后文”或“生活不同于艺术” ，但由于坚信“生活应该向艺术看齐”而不是为了现实生存而牺牲审美需要，因此在处理“物质”与“精神”冲突时就比较有弹性，而不是“非此即彼”或认为两者“水火不容” 。
我曾认为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江南文化原理或生活教科书，因为它很好阐释了江南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比如，关于女性要不要戴花的问题。中原文化的一般看法是有钱就戴、没有钱就不要戴，如果一味追求虚荣，则会贻害终身。但李渔的看法与此截然不同，他认为：“富贵之家，如得丽人，则当遍访名花，植于阃内，使之旦夕相亲……寒素之家，如得美妇，屋旁稍有隙地，亦当种树栽花，以备点缀云鬓之用。他事可俭，此事独不可俭。 ”（《闲情偶寄》卷三）在日常生活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有时激烈冲突，但有时也可平和相处，因此就不应该把两者的对立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