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曹兵武｜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中原

作者：曹兵武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
【二里头遗址|曹兵武｜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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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省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崛起并兴盛于传统中原的腹心地带；二是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化；三是二里头遗址本身也是郑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区仅有的超大型、内涵丰富灿烂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因此，无论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都不影响其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早期华夏文明形成与演进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角色的地位，所以二里头文化也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探源的焦点之一。
目前已发现二里头文化各类遗址超过500余处，集中分布于豫中和豫西的环嵩山周边地带，其鼎盛时期北至晋中，西至陕东和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鄂北，东至豫东，其影响范围则更大。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遗址经过系列高精度碳十四测年和校正，时代大致上被确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除了时空中的关键位点外，仅从考古学文化面貌角度看，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也的确有诸多非同一般的表现，与之前和同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包括龙山时期各地的文明高地代表性文化和遗址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一、多重文化要素聚合的文明核心
首先，二里头文化是由若干不同文化的要素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文化。很多前辈学者都从类型学和文化因素角度分析过二里头文化的渊源。随着考古学发现与认识的深入，多数学者同意就作为当时日常主用和考古学文化最精确标记的陶器组合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和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融合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豫东的造律台及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等因素，经短暂的新砦期快速发展而成。当然在此前后，山东、安徽乃至西北方向等的陶器文化因素也大量涌入了这一地区。其实，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确地表现出这种对周邻四面八方文化因素的广泛吸收与整合创新的特点，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学文化往往为一地早期文化的自然嬗变或者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转折性变化。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选择性地甚至是主动地聚合了周邻包括远方的多个考古学文化的精彩因素，如二里头遗址所见铸铜、玉器与绿松石加工和应用，以及白陶、硬陶、海贝等新鲜因素，其中大都是广泛借鉴并经过改造提升和赋予新的内涵后再加以使用。在其社会整体性的经济基础和考古学文化的物质形态中，传统中国的五谷六畜，除了马，此时已初步齐备，复合型的农业经济俨然成型，同时已有了高度发达并专业化的制石、铸铜、造玉和制骨等手工业及专门作坊，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容器并作为垄断性礼器的高超技术。显然，相对于之前多地零星发现的并未在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类小件铜制品，只有二里头文化才可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青铜时代的滥觞。
其次，二里头文化在当时的诸多地域性文化相互作用中表现出了突出的脱颖而出的超越性特点。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并加以整合提升，不仅超乎原有诸文化或文化类型之上，又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其文化影响。就纵向时间轴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是其所在地区经过仰韶时期区域一体化的高峰、分化、相对沉寂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范围的统一与重新崛起，并像仰韶文化高峰阶段一样，也对周邻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果以二里头式牙璋、鸡彝等特色标志性器物和文化因素的分布来衡量，其辐射区范围之大完全不亚于仰韶文化顶峰阶段的庙底沟类型。不同之处是，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让周邻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显示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如东方的岳石文化、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东南的马桥文化等，包括长江中游地区。这些周邻文化不但缺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高级产品，而且原来已有的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也显示出粗鄙化趋势。这显然是这些文化的社会上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受到抑制性影响之后，对意识形态物品的有意放弃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