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曹兵武｜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三 ) |中原

三、以国家政统为核心的文化正统
一个超越诸区域性文化传统并被不同族群共同认同并争夺的文化正统的形成，显然需要一次大的突破和超越，尤其是对血缘组织关系的突破和超越，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广泛认可。这一点根据古今中外诸多案例来分析，只有国家这一组织形态可以做到。二里头文化这种能够整合诸传统包括以考古学文化为表征的超乎各区域传统之上又包含它们的更大的文化传统，应以政统或者国祚视之或勉强近之。当然，区域传统演进过程中自然也伴随有社会分化、统治与被统治的阶层之分，以及相应意识形态的诠释系统，但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则大不相同，后者需要不同族群、阶级和各类文化因素的系统套嵌和整合。因此，尽管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里的若干地区都曾经发展到复杂的初级文明社会，但终未迈过国家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的产生与存在模式则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突破。二里头文化在包括不同族群的上述诸要素的传承、交流、吸纳、整合、改造和辐射中，缔造了一个超越区域内部不平等乃至区域间相互攻击、掠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并可能达成了某种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共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超越诸族群文化传统之正统和大统，又被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所接续。显然，这被接续的正是以国家政统为核心的一种华夏文化正统，此后，它又继续被周人和秦人接续并发扬，一步一步由最初的王朝向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华帝国演进。能概括这样一种政统及其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也只能是国家。因此，二里头之前的诸文化共同体，实难被视为真正的国家。现在学界所常用的古国之谓，基本上相当于人类学从世界各地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中概括提炼的酋邦，它们尽管产生了社会分层和权力的集中，却并未突破血缘组织和区域传统的羁绊，只能视为一种同质性的复杂社会。
支撑这一国统的正统文化观念，比如世界观、意识形态系统、祭祀系统、礼制系统等，同样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快速发展并得以传承下来。考古发现集中体现在继承创新的高等级器物的生产工艺和组织形态方面，其中尤以青铜礼器及其代表的礼仪文化最为重要。二里头遗址迄今已发现的青铜器超过200件，有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几乎包括当时东亚大陆各文化中的各类青铜器类，而青铜容器则为二里头文化综合各地青铜冶炼、制陶工艺及造型技术和观念等所进行的独创，已经发现的器类有爵、斝、盉、鼎等，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二里头铸铜作坊发现的容器陶范，有的刻画着精美的花纹，所铸圆形铜器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作坊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紧挨宫城南部并以围垣环绕，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最末期，不仅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且可以肯定是由宫廷管理并进行生产的。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和其他玉石制品也极具特点，和东部海岱、红山、良渚等文化中大量的饰玉、巫玉以及西部齐家、石峁、清凉寺等文化的财玉、宝玉等在制作与使用方式上也表现出根本性区别，比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等，尽管较多地借鉴了海岱等地的玉器形制，但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已经无关，而多直接用于在各种场合中表现贵族的权威。发掘者许宏先生推测它们或许已经是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二里头阶段才超越了原来丧葬与巫术背景中的玉文化而形成了真正的礼玉文化。再往后，又进一步借鉴并整合各地尤其是东部巫玉丰富的文化内涵，发展为更加完善的中国传统礼玉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早期玉器的形制和含义已经被加以整理和改造了。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极有可能也是源自东南地区的早期同类遗物。这些复杂的器用与其背后所蕴含的新的意识形态观念，显然已经形成了与国家正统相对应的新的知识、含义和礼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