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曹兵武|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二 )


以上两点让二里头文化不同于此前和同时期周邻乃至当时东亚地区早期文化相互作用圈中的其他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 , 也不同于各地散乱的诸文明制高点 , 如红山、海岱、良渚、石家河乃至石峁和陶寺等文化 。 二里头文化的脱颖而出具有鲜明的超越性 , 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华夏传统或者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标志 , 许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国》中曾经形象地将此现象概括为文明格局从满天星斗发展到月明星稀 。
二、文化大统的形成与地域协同的防御模式
从苏秉琦先生对早期中国诸区系中“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三阶段演进进程来讲 , 尽管有早有晚 , 表现上也各有特点 , 但各地区基本上都经过了区域性文化传统从萌芽落地到发展壮大 , 次第走到了古国这一阶段 。 戴向明先生认为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寺和石峁甚至已经走到了王国阶段 。 而二里头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 , 它更进一步走到了王朝——万邦来朝的阶段 , 其他考古学文化或者被二里头文化所整合 , 或者要面向二里头文化来朝拜正统 , 同时也要受制于这个正统所代表的一个更大的文化大传统的钳制 。 而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 , 在早期中国的相互作用圈中 , 还上演了接续这个正统乃至争夺这个正统的历史趋势 。 比如 , 商与周都是与二里头文化不同的文化和族群 , 却共同接续完成了这同一个文化正统 , 不仅加盟了这个文化大统 , 而且如同接力棒一样将其发扬光大 。 而在考古所见的整个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里边 , 可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缔造了这个超越各地区早先的族群文化传统的大传统 , 并让其他区域性文化传统主动或者被动地降格为小传统 。
各地的地域性文化传统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可以从考古遗存尤其是技术工艺及其产品中大致窥见 , 农业和定居的村落产生之后 , 区域性的文化传统日益发育 , 内涵不断丰富 , 互动不断增强 , 一个一个的考古学文化得以被不断命名 , 每一个考古学文化实际上都可以视为一个文化乃至族群上的共同体或者一个文化传统的截面 。 这传统可以细分为血统、器统、艺统 , 还有心统(包括后世常被提及的道统、学统、正统)等 , 它们各有传承 , 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特定地理单元内基于早期农业的萌兴、缘于血缘关系自然地发生和发展 , 并与周邻诸文化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形成了相互作用圈 。 其中 , 仰韶文化曾经因为各种机缘 , 在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中占得先机 , 率先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 , 以人口外播拓殖占据广大分布范围 , 为华夏传统的形成奠定了人口和语言基础 。
在以农业部落为载体的区域一体化高峰阶段 , 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普遍发展出以内部分化和大型中心型聚落为特点的簇团式防御和复杂社会 , 他们大建中心聚落甚至是环壕聚落、带有城墙的聚落 , 是因为这样的聚落具有相对于普通聚落成倍增长的防御能力 , 从而在族群冲突或者外来劫掠者面前可以更好地保护族群的安全 。 二里头文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地域协同式防御模式 , 以巩义稍柴、郑州大师姑和东赵、新郑望京楼、孟州禹寺、平顶山蒲城店等多个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次级中心聚落对二里头大邑形成拱卫之势 , 而二里头自身则仅在行政中枢部位建设宫城进行有限的防御 。 二里头和这些次级中心聚落的所在 , 构成文化的中心区 , 而超出这个文化中心区的重要地点 , 比如交通要道或关键的资源地 , 则运用防御性极强的中心聚落将其置诸管辖之下 , 如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 。 这一全新的空间防御与管理模式基本上被二里岗文化全盘继承并扩展 。 考古发现表明 , 郑州大师姑、荥阳西史村、新郑望京楼、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遗址纷纷在二里头文化消亡之后都在二里岗阶段进行了改建或重建 , 继续扮演区域性中心聚落 , 和郑州商城形成共荣关系 。 二里头自身也在延续的同时渐渐被近旁的另一个二里岗文化的大邑偃师商城所镇压、取代 。 显然 , 这些现象可以视为是国家形态或者国统的形成及其交替的考古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