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曹兵武｜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四 ) |中原

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较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一次跨越式的整合与突破，其文化因素、聚落结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均体现出超族群、跨地域的文化形态。究其原因，一是中原内部族群与文化互动的特点，二是自仰韶晚期以来中原周围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高峰的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源自西北地区的人群与新鲜文化因素的强烈刺激。到龙山时代晚期，由于文化自身演进和环境的变化，各地考古学文化间互动交流乃至碰撞的力度空前加强。中原地区因为仰韶时期之后相对的低潮和空心化，以及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可能还要加上黄河在新气候环境背景下冲积加速所塑造的新的宜居空间，使之成为各方力量的逐鹿之地，各个方向的人群和新文化因素急剧向这里聚集。同时，由于羊、小麦、冶铜等新文化因素的引进，加上持续的高强度开发与环境变迁，北方地区在距今4300年左右，人口大规模增加，文化开始蜕变，相互之间的竞逐空前加剧，今天的长城沿线地带在这一阶段兴起了非常密集的石城聚落群，以及像石峁那样的巨型中心军事聚落，可能也因为相当广阔地域内的野蛮征服掠夺者，迫使晋南盆地地区人口大规模集中并快速走向复杂社会。在此背景下，陶寺曾经试图整合各方力量和文化要素，并可能已经初步跨越国家的门槛，但是旋即在巨大的时空张力下被颠覆而崩溃。作为仰韶兴盛期共同的子民，石峁、陶寺等文化的动静不可能对嵩山周边中原腹心地带的族群没有影响。它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区域性整合，并主动向各方出击，尤其是着力于西北方向，直接将晋南作为资源要地和缓冲地带置诸管辖，以寻求在先进文化资源和日益复杂的互动格局中占据比较优势的地位。
这一波巨变，被赵辉先生在《“古国时代”》文章中概括为社会复杂化或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第三波，但除了时空上的异同之外，其模式和意义也和前两波完全不同。第一波是自发性的，是农业文化传统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的高潮，仰韶文化拔得头筹，而东方大汶口—龙山、东北红山、东南的崧泽—良渚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等各有精彩华章，甚至后来居上，快速步入高级酋邦社会，其中大汶口、屈家岭等环境优裕，物品丰盈型社会的精美文化因素甚至大举挺进中原，估计也会有不少移民趁机填补此地仰韶后期的相对空白。但随着第二波源自北方的激荡，长城以北自庙底沟二期以来各种快速变异和新颖的文化因素一波又一波不断南下，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横扫长江中下游甚至更南的东亚大地，让龙山时代的文化格局为之骤变，区域传统间的竞逐进入白热化阶段，连同良渚和石家河那样的巨型中心聚落也轰然坍塌。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主角的第三波才真正整合四面八方的文明成就，熔铸出以国家为载体的华夏文明的正统和文化自觉。
结语
笔者曾经论说，仰韶文化兴盛是得益于中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大暖期的历史机遇，融合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以来南北两大文化基底的先进因素包括小米（黍粟）、稻两种农业系统的成就，以人口爆发占据了布局阶段的先机，而同样是中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又加上仰韶—龙山变化之际的又一次环境巨变与文化格局大势，以及黄河上中下游独特的地理环境动因，再次在中原地区形成聚合型优势，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催生出二里头文化这样的集大成者。古人常说逐鹿中原，中原地区的地理优势确实便于各族群和文化的你来我往，但是如果说仰韶文化还只是一种因为人口增长引发对外拓展的不自觉的奠基与辐射效应，那么二里头文化才是真正的整合式聚变，显示出吐纳有序的辐辏效应，使得中原地区在东亚大地脱颖而出，最终树立起华夏文明的文化正统地位。所以，环嵩山的中原被称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不仅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这里既是东亚大陆南北地理与气候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国地势西北高地和东部低地的交接之处，还是黄河中下游黄土流失和堆积的转换节点，溯河而上和沿河而下的文化交流聚集效应十分明显。不同时期的不同族群、文化、技术、产品等在这里层积世累，并因在原始耕作条件下易于开垦的土地具有极强的黏着力，很早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罕见的族群和文化熔炉之一，由此成为早期华夏文明核心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