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为时而歌，为己而哭班宇|故事|刘庆革|人生|作品

2010年之后，双雪涛和班宇两位东北的年轻作家陆续写出了一些以下岗工人及工人子弟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与此前工厂文学作品相比，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些作品，不再像主流工厂文学一样正面刻画领导，也不以工厂生活或“救厂”（自上而下改革救厂或工人自发救厂）为主线，而是通过产业工人下岗的遭遇或其后代的故事（“后工厂时代”的故事），管中窥豹，让人看到当年的政策对某些人的人生造成的影响。
一旦改制涉及人的饭碗，丛林法则就可能狰狞上演。双雪涛的《跷跷板》，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刘一朵的父亲刘庆革得了癌症， “我”作为刘一朵的男友来陪床。刘庆革在死之前跟“我”讲了一个秘密。拖拉机厂改制时，厂长刘庆革找了几个人自己干，辞退了不少人，其中有个看门的“干瞪” ，让他买断，他不干。后来，刘庆革把他杀了，埋在厂子尽头幼儿园的跷跷板下面。刘庆革说，那段日子“干瞪”老带着一瓶硫酸跟踪上初中的刘一朵。
也许，与“干瞪”相比， “我”爸妈已算幸运了：“退休之前的二十年已经下岗，做过不少小买卖，在街边流窜，被驱赶，与城管厮打，争夺一口苞米锅，终于到了两年前，可以安心养老。 ”虽然作为工人子弟的“我” ，没有讲述“我”爸妈的故事，但在一个骇人的故事中间，以自嘲口气讲自己爸妈的惨淡过往，其内心深处的伤是否结成了比铁还硬的痂？
双雪涛的作品《我的朋友安德烈》中， “我”终于考上重点中学，但要交九千元的费用。当其即将下岗的父母拿着此前发工资的信封装着东拼西凑的钱来交费时， “她（我妈）说直到那天才知道原来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富人，每个人都提着一塑料袋的钱，等着那些因为凑不足九千块钱的家长漏下的名额。 ”两相对照，显示出当年风光无限的工人阶级地位的迅速滑落和城市新贵阶层的突起。那些新贵阶层都是哪些人？反正不是像他们一样已经下岗或即将下岗的人。
【故事|为时而歌，为己而哭】人在走投无路时，为了生存，不仅会违规犯法，还会放弃真诚、友善以及尊严、脸面。班宇的《工人村》中的《鸳鸯》，下岗职工刘建国和吕秀芬夫妇，在其当警察的姐夫的庇护下开足疗店，搞特种服务，其姐夫从中拿保护费。其另一篇《梯形夕阳》中， “我”靠出卖感情为变压器厂讨来的欠款，却被科长和会计给卷跑了。
这些如同在泥淖中挣扎的人们，也许他们能做的只是希望像《飞行家》中的李明奇一样，设计一款热气球，坐在上面，一直从寒冷的北方向南飞，然后跳伞，让人生重新开始；或者像《空中道路》里的李承杰一样，幻想着用吊车开辟抡来抡去的“空中道路” ，那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失业了。
看到年轻的作者将这些白日梦写成了小说，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这或许就是那些产业工人们在工厂风雨飘摇之际用以自我慰藉的空想吧。然而，其后代把这些写成了小说，让它在精神向度上完成——算为祭奠，亦是哭喊。是啊，歌，可以大家一起唱；但人生中那些痛彻心扉的伤痛，只能由自己哭出声。你若沉默惯了，哭不出来，就由你的下一代喊出来吧。
这个时代， “为厂长立传”的文学作品不再出现了。作家的眼光自觉向内转，写自己心灵所系的人或事。这很“文学”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