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同地区考古资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壁画|石雕|考古|大同市

大同地区考古资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01期王利民
摘要:大同地区关于家具的考古资料实物有随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画等,集中反映了北魏、辽、金、元时期的家具状况和水平。在南北融合、东西交流中家具发生了变化;北魏时期为渐高型家具时期,辽金时期高型家具逐渐走向成熟并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种类式样繁多;元代家具一改宋代家具简洁隽秀的风格,形成了造型上厚重粗大、装饰上繁复华美的风格,对于高型家具由宋代的普及型向明代的成熟型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大同地区许多已发掘的古代墓葬和已调查的古代遗址中,有许多关于家具的资料。如实物随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画等。这些资料集中在北魏、辽、金、元时期。北魏、辽代的家具形象多见于墓葬壁画、佛教石窟中,金代、元代不仅在壁画中出现,在冥器模型中也大量出现,其中的很多模型冥器,是研究我国古代家具史的珍贵资料。本文试对这些资料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北魏时期:南北融合、东西交流中的家具变化
在我国家具发展历史上,先秦至汉代为低矮型家具时期,魏晋南北朝为渐高型家具时期。渐高型家具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了北方少数民族习俗以及自西而来的佛教文化之影响,如“盘腿而坐”、“垂足而坐”等习俗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黄河流域,是一个南北民族大融合、东西文化广泛交流的时期。这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对这一时期的家具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诸多因素当中,佛教因素在我国古代家具由低矮型向高型变化过程中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时期传统的家具有床、床榻、案、凭几等,新型式的家具有曲木抱腰三足凭几、胡床(即后来的马扎)、椅、圆凳(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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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同地区北魏墓葬中的资料多为继承传统的形象床:汉代服虔《通系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 ”大同北魏墓葬中出现“床”的
形象资料,一种是石雕的棺床,一种是墓葬壁画中所绘的床或床榻的形象,还有一种是漆画中所绘床或床榻的形象。
石雕床:出现在大同市东郊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1](P22)、南郊北魏墓群[2]P350)、东郊宋绍祖墓[3](P26)中。正立面雕刻三足,足之间的挡板上雕出水波纹带和忍冬纹带。中间一足上部往往浮雕出面目狰狞的螭首,两侧往往各有一位力士。螭首、力士用在墓葬中棺床之上,出于辟邪之用意;力士来自佛教题材,如云冈石窟第六窟塔柱北面“释迦、文殊与维摩造像龛”中,身着汉服的维摩,座具为榻,榻的两足上刻着双手举托的力士形象。
壁画中的床榻:大同市南郊智家堡村北魏墓石椁壁画[4](P5)北壁的墓主夫妇所坐的家具,从宽度上看似乎为床榻,仅够两人盘腿而坐。正立面两侧各有一足,两足之间彩绘出水波纹饰带,是现实生活中的实用物品,没有螭首和力士等用于辟邪的形象。
漆画中的床榻: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画“鲁师春姜”、“卫灵公与灵公夫人”、“和帝□后”三幅图中均有宽度仅够跪坐一人的床榻形象。四角各有一较宽矮的床腿,腿之间有水波纹。
案:大同东郊沙岭村北魏壁画墓[5](P13)东壁壁画和彩绘漆皮的“夫妇并坐”图中,墓主人前面均有栅形曲足案的形象。智家堡村北魏石椁墓北壁墓主左侧,也有栅形曲足案的形象。
以上出现的家具均为传统的家具型式。
凭几:三足鼎立曲木抱腰式,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凭几,出现在大同市南郊智家堡村北魏石椁墓北壁壁画、东郊沙岭村北魏墓东壁壁画和彩绘漆皮的“夫妇并坐”图中。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的北壁墓主人形象,右侧的男性墓主人胸前有一个红色的曲木抱腰三兽足凭几。沙岭北魏壁画墓中东壁墓主夫妇并坐图右侧一人胸前有一黑色的抱腰曲足凭几。可见北魏墓葬中的家具资料,反映了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传统的东西被继承又有新形式在产生。这一情形在主体人物的坐姿中也能表现出来,如在大同的很多北魏墓中女乐俑一般为跪坐姿势,上面所提到司马金龙墓的几幅有床榻的图中主人坐姿也是传统的跪姿,还有智家堡北魏壁画墓、南郊沙岭壁画墓中壁画、漆画中墓主的坐姿却为盘腿而坐,这是一种来自北方或西域生活习俗的新的坐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