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杜贵晨：《古典小说论集》( 三 ) 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古代

第一组“叙事与数理”8篇，分别是从“天人合一”到叙事模式的形成、从“三而一成”到各种以“数”为控驭的叙事模式特征的探讨。
这是本人提出而为尊敬的袁世硕先生（山东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所赏重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的所谓“数理批评”[4]的基础和应用。这一颇似自我作古的提倡，已有学者谬奖称“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 ， “其方法与术语的独到性与便利性却是不容置疑的，文学数理批评之路还刚刚开始，其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任重道远”[5] ，等等。
这个理论的本身笔者另有讨论[6] ，但这里所涉及“三复情节”“三极建构”“二八定律”“‘六一’模式”“‘中点’模式”“五世叙事” ，等等，均属“文学数理批评”的“新名词” 。

文章图片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固然“杜撰” ，但皆缘事生法、斟酌再三而为之，乃有原有本，非故弄玄虚。其未尽妥当，或贻笑大方，则“不笑不足以为道”——能因我之失而引出同仁对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创新有更多关心，也不失有益的教训。
第二组“原型与模仿”8篇，主要探讨“四大奇书”与《红楼梦》诸作间在总体构思、人物原型、情节设计、物象运用等诸方面的后先承衍与模仿，从中总结提出“石头记”“女仙指路”“方位学”“反模仿”等。
这些研究皆借以探讨相关名著间的后先模仿和推陈出新之特点，与第一组相配合共同揭示诸书所谓“奇书体”的传统，从而也带有一定理论思考的意义。
第三组“质证与新读”7篇，分别从一书或一个具体问题等个案研究引申，尝试提出古典小说研究中资料鉴定、应用和解读的一些的原则、思路或方法，具体涉及若干名著书名与作者的考证、“通俗”小说的“治经”态度解读、阅读中主观“偏见”或“偏好”的影响，等等。

文章图片
《“三”与三国演义》
第四组“‘罗学’与《三国演义》”4篇，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罗(贯中）学”的概念，当然是基于罗贯中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伟大贡献和进一步突出与深化罗贯中研究的需要，但也不无借鉴“莎(士比亚）学”“曹(雪芹）学”等以文学家个人姓氏命名一种研究之意；二是在“罗学”的框架下，本组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及《三国演义》“原本”面貌诸说，都是或曾经是《三国演义》研究的“热点” ，至今未有共识。
第五组“泰山与《水浒传》考辨”和第六组“《西游记》与泰山考述”各6篇，分别主要就泰山与《水浒传》或《西游记》的关系考证，前者考证《宣和遗事》中所谓“太行山梁山泊”（这是《水浒传》等小说研究中的“钉子户”）所称“太行山”实即泰山之别称，破解了若干古典小说戏曲中类似说法的悬疑；后者揭蔽《西游记》大量采用了明嘉靖即今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以前泰山上即有的40余处景观之名，显示泰山是《西游记》写“花果山”和“三界”的地理背景，而孙悟空亦“泰山猴”的文学因缘。

文章图片
《水浒传与山东论著选》
另外各就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水浒传》对女性与婚姻的真实态度”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和唐僧的“紫金钵盂”的新解等。有关发现和认识当时或偶然得之，但至今重理，犹以为灵感之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