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势|邓晓芒：西方文化凭什么成为当今的强势文化？( 二 ) 古希腊|劣势|中国|邓晓芒|西方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计功利、只求兴趣的倾向。古希腊泰勒斯为观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遭到他的女奴的嘲笑；但他一旦把观察天象的知识用于预测橄榄油丰收，就发了大财。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希腊哲人明明知道知识的用处，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却并不看重这种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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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
赫拉克利特为研究哲学而放弃王位，最后饿死在牛栏；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律，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柏拉图的学园中，有人问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柏拉图用一个银币打发他开路。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哲学起源于“惊异” 。
惊异是一种超功利的兴趣，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它所激发的是一种纯粹的“爱”的追求。什么是“爱”？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冲动，是生命对精神生活的一种向上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爱” ，缺乏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只关心肉体（或与肉体不分的精神），而不关心纯粹精神。所以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个“无爱的人间” 。
而亚里士多德把他的“第一哲学”直接称之为“神学” ，柏拉图也将世界划分为感性的物质世界和超越的精神世界，由此而导致西方两千多年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以， “爱智慧”从古希腊以来就意味着某种超越性，不是用于别的目的，而是超越于一切目的。
当时只有智者派是标榜知识的用处的，但这种用处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经济效益” ，而恰好是用于提高人的素质，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 。他们自称为“智者”（Sophist），适应着当时城邦民主生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智者们教人辩论术和修辞术，贩卖知识，收费授徒，其实际作用是提高人们对当时社会的适应能力（素质）。
但即使这种收费教育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也为一般人所瞧不起，他们特别受到苏格拉底的嘲笑。苏格拉底认为这些自称为“智者”的人太可笑不自量了，因为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相比有无限的距离，凡人不能自称为“智者” ，只能称为“爱智者” ，他自己则称自己为“自知其无知”的人。
“爱智慧”的研究当然也会提高人的素质，但这只是后果，其目的不是要提供“有用的人才” ，而是这件事本身很有趣，很吸引人，值得去爱、去追求，令人神往。因为它是人的本性，凡是人都忍不住要去追求。而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就是神。所以苏格拉底把对知识的追求看作自己对神的最好的“侍奉” 。
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这种人神之分更加极端化了。在《圣经·旧约》中，人不配吃“知识之树”的果子，那是上帝的专利，人类僭越了上帝的这一禁令就是犯罪。正是这一“犯罪”的意识把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之间的无限距离固定下来了，人要取得上帝专有的智慧，必须通过并基于对上帝的无条件的信仰和爱。换言之，人对智慧的爱转变成了对上帝的爱（信仰）。
因此，所谓中世纪的“千年黑暗”虽然导致了西方反智主义的蒙昧，但究其根源，并不是一般地对智慧本身的贬低和仇视，而正是因为对智慧看得太高了。 “爱”和“智慧”的分离使得“爱”本身成了反智主义的信仰（如同德尔图良所言：“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但这种反智只是局限于人的智慧，而并不涉及上帝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