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年丨荀子命运的历史沉浮与中国哲学的现代意识——兼评牟宗三的荀子研究( 二 ) |陈迎年|中国哲学|牟宗三|孟子

韩愈《原道》的目的是以“塞”促“流” ，以“止”达“行” ，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目的只能是“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 。但经由宋明而至清朝，道统有继， “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状态却还是没能出现，晚清以降，民众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反而被投入到更加水深火热的生活深渊中。于是乎，所谓的道统就变得可疑起来，人们由用而体，反思中国文化之优劣，而有“尊荀”和“排荀”两派。
“排荀”者，首推谭嗣同闻名。其《仁学》宣称孔子之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思孟学派， “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 “痛诋君主” 。但不幸的是，这两大支都失传了， “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 ，故荀子应该为中国的专制政治负完全的文化责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仁学·二十九》) 。
谭嗣同的《仁学》被梁启超视为“一种元气淋漓景象”的“排荀运动”的结果。所谓“排荀运动” ，是指梁启超、夏曾佑与谭嗣同三数朋友诗酒唱和，痛诋荀子：“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 。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 。这里梁启超将“排荀”运动理解为一种对“乾嘉考证学”的“革命” ，因而在其中找到了“精神解放”的愉快。这就见出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判“二千年来皆荀子、歆学”(《孟子微》) ，以其最痛恨的窜改者、伪造者刘歆与荀子并提，言其“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礼运注序》) 。
同“排荀”者一样， “尊荀”者亦在文化中找寻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但这次不是“绌荀申孟” ，而是“抑孟扬荀” ，其代表当推章太炎。章太炎说：“窃谓孟子之学，虽抗言王道，然其实郡县之才也……其可选成循吏。即孟子得时乘权，亦不过如黄霸龚遂耳，不如荀子之规模扩大” ，甚至还有“孙卿死而儒术绝”的夸张说法。章太炎此议，一方面是对“排荀”论者回应和反弹，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其治学门径、治学方法不同于康梁等人。作为晚清朴学大师俞樾的弟子，章太炎承乾嘉考证学之遗风，不专治经，而于子史尤为关心，重实事求是，是故必然反对康有为等断章取义、随意解经的今文经学。章太炎自述其情曰：“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不喜持空论言捷径者” 。其时梁启超亦曾自述其排荀之情：“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 ，两相对照，正同水火。
以上分析晚清“排荀”与“尊荀”取向之不同时，多就“知识的利害”而言之。又由于通过这种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的“知识” ，人们的目的是要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所以这种“知识的利害”同时又是一种“道德的利害” 。无论是“排荀”还是“尊荀” ，论者无不以为只有自己才真正找到了为天下苍生计的正确道路，才是合乎道德的，遂以自己所掌握的道德尺度批评对方之为非道德。这种知识的正确、道德的高尚中有没有隐含物质利益的要求呢?此问似乎有本质主义倾向，亦太过阴暗，但却不是不可能，如梁启超之“善变” ，其中当然不能完全排除“物质利益的利害”之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