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年丨荀子命运的历史沉浮与中国哲学的现代意识——兼评牟宗三的荀子研究( 四 ) |陈迎年|中国哲学|牟宗三|孟子

民国以降，在哲学层面将这种回环之情表现得最为酣畅淋漓者，当属“当代大儒”牟宗三。
三
在牟宗三的学思历程中，有“孟荀并建”的阶段，但其“学思圆成”则最终落脚于作为“心性之学”的“孔孟之道” 。在前一阶段，荀子还有积极的意义，充当着西方思想接引人的角色；在后一阶段， “西洋文明”已经被宣布为破产，荀子则成为超化的对象，沦为代罪羔羊。但两者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判定，即，荀子是“西方式的” 。
五十年代，牟宗三有“外王三书”《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以期“本于中国的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问题” ， “开出”知性层面的科学与民主。这里有牟宗三对“道德教化之形式之不足”的反思。在他看来，儒家传统中唯荀子具有“客观精神” ，实可接西方而确立“政统”(民主政治)和“学统”(独立之科学) 。但惜乎其后无人传，致使“中国学者以往讲学，特喜圆教。动辄以圣人天地气象，圆通境界，驰骋玄谈。凭其直觉之一悟，遂直接迷恋于其中而不舍，所谓玩弄光景者是也” 。更有甚者如王龙溪辈， “以其轻率之心，而驰骋于此，视为窥破天机之事。张皇恣肆，不可一世。人亦为其所欣动。固不知天地间有艰难困苦也” 。因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独立意义的科学，而儒家历史上虽皆主重民爱民，却在政治生活中，没有善法安排君主的合法传递问题。 “对君除责之以自律外，盖无他道” ， “因上之君下之民俱不能客观化故也” 。牟宗三称，自己“每感此而兴无涯之悲痛，遂发愿深思而求其故。必解消此中之暗礁，吾民族始能卓然自立，免去此历史之悲运” 。他给出的路径，就是学习西方文化之特质， “由道德形式转进至国家形式，由普遍理性之纯主体性发展出客观精神” 。故此时牟宗三特别依重荀子所具有的“客观精神，强调荀子“建构之精神实令人起壮美之感，足以医后来贫弱之辈，视国家政治为俗物，视礼义法度为糟粕，而自退于山林以鸣风雅，自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知已奄奄待毙也” 。先生仰天长叹：“荀子之学一直无人讲，其精神一直无人解。此中国历史之大不幸”！
如果说上述议论有黑格尔、康德哲学的影响，有向西方学习的成份，那是事实。但它绝不是牟宗三的本意。它不过是牟宗三面对西方的强势而采取的一个策略、花招。何以见得?
原来，在牟宗三心目中，中国并非不能现代化，却是已经超越现代性了，先前之所以不能而必待今日之现代新儒家来“开出”科学与民主者，只在此“不能”尤为特别， “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 ，待因缘和合，即自然开出。这里，牟宗三至少有以下三步跨越：首先他判定，荀子与西方同具“客观精神” 。但荀子的客观精神并不是真正的客观精神，只是假相。真正的客观精神只能从孔子的“无限智心”这一“本体”处讲；因而，西方文化之长，即能在学术上建立知识，在现实历史社会上建立国家政制，今日虽风行一时，但可惜终限于的“现象界” ，不真不实，必不得长久；最终，西方文化必须得中国文化之融摄提携，得其大本大根，方能确保而不失。
要强调指出的是，牟宗三有明确的“判教”意识和根深蒂固的自我陶醉之情。他坦言，其中西“会通”工作的目的只在于“消化”并“超越”西方。牟宗三强调，中国文化能否保持住并足以拥有未来，根底不在民主、科学等“假的”问题，而在“对基督教而言”的“判教”问题上。既然和西方文化相摩荡，是最高的判教问题，事关国体种性等，则牟宗三的任务就是把无限智心传统“提炼而上之，以代其他国家之宗教地位” 。其时， “孔孟之道”就被指认为圆满无缺者，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宗教，而荀子则成为低一层的西方文明的代罪羔羊，被判为“别子” ，成为凌辱之以满足自尊心的对象。应该说，牟宗三自觉地把广大中国文化和剪除西方现代化之弊病这两件事作为自己的职志，他的儒学三期说、三统说、两层存有论、良知坎陷、转识成智等理论建构，终念念在兹。最终，先生从孟荀并建转而孔孟相连，平章三教，兼及中西，在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重新厘定中证成儒家圆教圆善“平地起土堆”之能，当然不用再提及荀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