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明定陵：帝陵文化的探秘与惋惜 |我在中国挖古物|陵墓|长陵|国

明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曲折的发掘过程与丰硕的考古成果曾经轰动世界，但后来，大量珍贵文物因保护不当而受到损坏，红漆棺椁被无端遗弃，帝后尸骨遭人为焚毁……即使相隔了半个多世纪，这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沉痛教训仍然让无数考古学人为之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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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2月31日专题《我在中国挖古物：中国考古百年》的B06 。
「主题」B01丨我在中国挖古物：中国考古百年
「主题」B02-03丨我在中国挖古物
「主题」B04-05 | 三星堆与一批考古学人的追索
「主题」B06-07丨明定陵：帝陵文化的探秘与惋惜
「文学」B08-09丨文王大宅：探寻岐山间的商周传说
「文学」B10-11丨殷墟：揭开商代贵族墓的秘密
「文学」B12丨书单：考古人留下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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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揭开商代贵族墓的秘密
（本文为2021年12月31日最后一期《我在中国挖古物：中国考古百年》特刊中B06版报道《明定陵：帝陵文化的探秘与惋惜》，《我在中国挖古物》主稿全文即将推出，敬请期待。）
撰文 |谌旭彬
01
发掘前：从长陵改为定陵
1955年10月13日，郭沫若接到一封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写来的书信。内中说：“郭老：发掘长陵事，和各方面谈，都表示赞成。拟一报国务院稿，可用否请斟酌改正。请你领衔，范文澜、沈雁冰、邓拓、张苏都会签名赞成的。 ”
长陵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墓，在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位于今天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主峰南麓。
两天后，一份由郭沫若领衔、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吴晗、张苏依次署名的报告送到了国务院。报告称，发掘朱棣长陵有两大现实意义：（1）设置地下博物馆供人参观， “不但可以丰富历史知识，也将使这个古代帝王陵墓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名胜”；（2）长陵没有被盗记录，发掘之后“对明初史事的研究将有极大贡献” ， “是研究过去帝王墓葬的最完整史料” 。报告还声称，有营造学社关于清陵的地下结构图，对长陵“进行慎重发掘，估计不会有太大困难” 。虽有反对之声（如夏鼐与郑振铎），该报告仍获批示“原则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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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匾额。
不过，最终发掘的并非长陵，而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
个中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说法。《郑振铎传》称，郑振铎“认为以当时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文物保护手段及研究方面的科技水平和当时国家的财力等诸多具体问题，急于发掘长陵都是不妥的” ，于是他单独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表示“如果一定要挖的话，建议先发掘定陵，以定陵为试点，总结出经验以后，再考虑发掘长陵” 。毕竟，与定陵相比，长陵的规模大得多， “地下的宝物也肯定要多得多，一旦发掘后，缺乏妥善的万无一失的保护办法，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赵其昌的说法则称，改掘定陵是考古工作队的意见：“在对十三陵调查之后，工作队提出意见，认为长陵是主陵，应该先选点试掘后，积累些经验，再掘长陵，避免失误。 ”最后在朱高炽的献陵和朱翊钧的定陵之间，选择了规模更大一些的定陵作为试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