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位俭|“就地过年”争议背后,是国人对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文化视野( 六 )


基于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历史意识 , 在城乡研究中一直贯穿着这样一个追问:我们到底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 主要是很难“整体性”地进行回答 。 丹尼尔·贝尔对当代社会的分立冲突和多原则支配有着清醒的认识 , “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efficiency)原则 , 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equality)原则 , 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self-realization or self-gratification)原则” 。 除了“现实”利益格局的分化以外 , 随着全球化市场体系的不断扩展 , 文化与市场、政治原则的分离也成为了一种全球状况 。 丹尼尔·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在整体性文化秩序消散之后 , 现代主义接管了文化领域的统治权 , 这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大行其道 。
与贝尔描述的这个维度不同 , 我们在文化领域中仍然存有天下主义、大同思想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等诸多历史遗产 , 这是抗衡全面资本主义化的有生力量 , 也是构筑理想社会的基石 。 如果在城市生活中容纳乡村文化传统因素 , 而不是盲目比附超级大都会 , 可以使我们的城市发展具有更大的包容力和成长性;今天返乡和逆城市化成为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 , 这是乡愁文学仍然繁盛的很重要的社会背景 , 引起广泛共鸣的返乡故事实际上呈现了城乡之间在精神和情感上的紧密连带关系 , 这不仅仅是指时间或空间上的穿越 , 还通向一个深层的共享结构和共同想象 。
从故乡田园到存在的大地 , 从幽暗洞穴到理想净土 , 这些乡土原型蕴含着多层次的价值诉求 , 是与中国人的现实遭遇及未来想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乡土之诗 。 它超越人与人的界限 , 在精神上相通 , 也恰恰是基于这一判断 , 乡土情感才能够被作为自我认识的起源和一种普遍知识的胎质 , 以突破各种二元性框架和封闭式观照模式 , 努力将乡土生存从历史和现实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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