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位俭｜“就地过年”争议背后，是国人对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文化视野( 二 ) |乌托邦|田园|故乡|农耕文明

然而，弥漫在新文学故乡记忆中的悲情或者感伤，也并不能完全当作乡土现实的“真实”投射。在《故乡》中，对于“悲凉”的荒村感受，主人公有这样一段独白：“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

本文图片

图源：网易
这种言说或许也还意味着，在乡愁的社会性维度之外，主体的情感状况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指向，这种“心情”不是来自于作为记忆原型的童年感知，而是更多具有个体的“内面性”特征，就其感伤的情绪特征而言，它和“自叙传”小说一样，是主体内在矛盾的外显。
这种乡土情感往往兼具甜蜜和痛楚两种矛盾性的极限特征。说甜蜜，是指一种来自身体感知与经验本原的乡土依恋，就像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于一草一木的鲜活记忆，它隐秘地延续了古典田园的自然世界和生命理解；说痛楚，则是偏重于一种严酷的现实抉择，在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中，乡土意味着一个必须告别的他者，一个必然凋敝、衰亡、终结的文化原型，礼俗约束、耕读传家、守望相助的传统型共同体终将让位于自由个体更为普遍性的再组织。
“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及社会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变成了首要破除的障碍：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而必须根本革除，乡村的未来就是城市。除了那个作为文化地理空间的乡土在时代变迁的巨流中常常被无情地抹除以外，连乡愁本身也连带承袭了一种戚怨的宿命，这是个已经讲了一百年的“乡愁”故事：一个关于乡村败坏、失落并终结的历史叙事，如果不是主动的断裂或遗弃，至少也是一种悲情或者感伤，它在不断地被书写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贬抑。
经过不断的现代化改造，包括乡土认知本身都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知识” ，表面上是乡土经验的东西，其实极可能是现代主体的一种“新感觉”、一种被重新陌生化的地方美学或者流动性经验，那么，这种现实性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内容，而更应该被当作一种主体镜像或者美学范式。齐格蒙特·鲍曼把现代社会想象为一种液体形态，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从起点就已经开始的“液化（liquefaction）”的进程，摆脱旧秩序加在新秩序创建者身上的枷锁和负担，使其从家常义务和严密的道德责任体系的羁绊和桎梏中解放出来。
在鲍曼的理路上，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个体比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另一方面，商品关系和交换法则已经牢固树立，变成了新的统治秩序。所谓的告别传统的枷锁纵然意味着主体的解放，但新世界中何尝没有更深的压抑性牢笼？现代乡愁不指向单向度的“返回” ，而是像“花园中的机器”那样充满了悖谬特征。田园理想中的净土、个体的内面性逃遁、工业时代的“进步”可能都是生产乡愁的驱动力，所以在普遍流动的现代处境中时时泛起的乡愁并不必然意味着回复乡村的过往，而是提示了现代性观念的限度。
无数流动个体遭遇了肉身的有限性和浮士德式现代精神之间的深刻矛盾，在经济理性驱使下偿付了巨大的情感代价和“变态”牺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愁似乎更多地具有了病理化的分裂性特征。乡愁被一种疾病隐喻，它虽然在孤独、悲伤、心痛等情绪特征上与古典乡愁相仿，但难题在于它已经无法通过回家和返乡获得治疗，所以现代乡愁是现代文化自身的产物，在与殖民主义及文明等级论相关联的“诊疗”脉络中，可以清晰地捕捉到那种压迫性的文化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