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位俭｜“就地过年”争议背后，是国人对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文化视野( 四 ) |乌托邦|田园|故乡|农耕文明

三、关乎生存本源的文明性存在
相较于传统-现代、地方-国家视角的有限性，文明史更重视连续性的文化描述和理解人类世界的人文尺度，比如年鉴学派就将文明视作包含着历史起源、核心价值与文化生命力等内容的人文总体，而且可以包括多样性的地方性知识。这种文明论更加重视无意识、日常结构、文化深层，认为结构是“那些不受疾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 。
葛兰言就认为，乡土社会是古典与帝国时代的文明社会的起源，但中国历史文献多数发生于城市文明，且集中于记述城市文明的面貌，而乡土生活则意味着文明的民间起源和文化模式的连续性。应该承认，乡土生活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生态和内在的恒常意义，对于这种恒常性我们否定、颠覆太多而认识、守护不足。
当然，文明论的诸多观点也包括诸如伴随殖民化产生的“文明等级论”、全球化时代“文明的冲突”之类的主张，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文明本身就是包含着理想生活想象的人类价值升华，文明应该高于一般性的生活文化，能够提供人类不断向善的趋向性，能够阻止人类的疯狂和自我毁灭，比如我们重新讲互惠、互助，倡导人类文化的差异共生、生态观和大同方案，就是从农耕文明到现代文明都可以贯通的思考。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回去过古人那样的生活，而是不要那么粗暴地对待自己的生存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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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层面的乡土都可以统合于个体的经验感知，也就是说即使经由“个人化的乡土”也可能触及现实、文化与历史沉积等不同的面相，但范畴的析取和限定可以更有效地对应不同的问题取径，在处理个人化的乡土经验时要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除此之外，从地方到城市到国家，不同层面的文化认同都有可能借助乡土符号、乡土隐喻以及相关的一系列关系来进行表达。可以说，所谓乡土现实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表征和知识构造的形式，媒介、舆论、共享性的情感、知识范式与叙事经验都是这个现实的组成部分，在表征性现实和经验性的乡土之间存在着丰富的张力，一旦到了表征化这一层面，其构造逻辑就发生了变化。
返乡，以及人间关系的重建
从整体上看，现代化启动以来人口主要是由乡村向城市流动，返乡往往只是精神上的表征，它与整个现代化主流实践并不是很兼容。《故乡》和《骆驼祥子》这两个与迁徙有关的故事，隐含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动力：一是国民性改造的进化论冲动；一是功利化的经济理性。当然故事本身所包含的情理因素更为复杂，在《故乡》里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乡土世界的深沉情感，而祥子的毁灭则揭示了功利驱使的悲剧命运。相对于这些势不可挡的历史动力，文学中实际上呈现了很多复杂的回应，这也是隐含的精神返乡的意义。
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乡土必然是“反现代”的，一方面城和乡不能简单对应现代-传统；另一方面乡土社会也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对象，要注意其中的多层次裂变、变迁的过程。在旧的共同体已经基本瓦解、新的理性规范和德性尺度并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主流社会人格的构成更加功利化和“野蛮”化，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农民独有的，只是说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心态对农村和农民侵蚀很严重。这符合现代社会价值和精神危机的整体特征。
解决乡土生活的意义问题，需要一个更有共通性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既承认农耕文明的基础价值，同时也包含人类生活的理想向度和人间关系的整体想象。乡土生活意义的丧失有诸多根源，比如长期的经济匮乏、相对于城市的弱势处境以及文化建设的欠账等；从一个更深刻的历史构造中来看，克服激进现代性范式的文化断裂，推动社会融合和共同价值的确立对于城乡良性互通、互动具有关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