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位俭｜“就地过年”争议背后，是国人对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文化视野( 五 ) |乌托邦|田园|故乡|农耕文明

首先，我们需要警惕那种将乡村单纯作为剥夺与改造对象的现代化模式。假如还是将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仅归因于农耕文明的保守性、将农民当作中国危机的替罪羊，现代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乡村的发展而是从根本上取消甚至毁灭乡村，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要有足够的自觉反思。
其次应该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城乡二元既是一种牢固的观念性统治，也体现为知识和优质资源分配的状况：城市代表着理性秩序和美好生活的尺度，乡村则只是意味着陈旧的经验和社会冗余，它们分别对应着现代性时间序列上的未来和传统。与城市相关联的知识同时承担着超越乡村经验的使命，经验所具有的低级意义既在理性的统治秩序中被给定，也在城市化的自动程序中被赋形。

本文图片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理解乡土社会变成了越来越困难的事，一方面是不了解乡土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复杂性，即在乡土知识上是匮乏的，政治上的过度征用和符号领域的过度阐释也往往与现实经验严重脱节；另一方面，对乡土社会也缺乏同理心和包容性理解，即文化伦理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被认为是一种类似“国民性”的农民原罪，在历史和现实的重重累积中，需要调整观察的视角，以更为复杂的社会观察和人性描述来进入乡村，更多地关注变迁中的人本身、还原普遍的价值尺度。关于人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主义的单一路径，立足于深厚的本土根基，我们还有德性之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之人、互助互惠之人等各种“人道”想象，这对于克服现代以来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的迷失仍然具有启发性意义。
今天城乡人口结构已经整体上发生了反转，乡土传统更为隐匿化，流动性与单子化给当代生存和社会治理带来更多的挑战，那么再仅仅从空间分立的意义上来界定城市和乡村显然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一种更具整体性的观察视野和更贴近城乡互动关系的理论方法。聚焦于“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考量：
首先，关系体现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整体观。作为方法论的整体观，就是需要把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打通来看，观察城市的时候不能离开乡村，观察乡村时也越来越离不开城市，二者存在着互为条件的逻辑性关联和共生关系，而且在原型城乡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过渡类型。
其次，关系是一种构造， “构造”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发生学分析。在城乡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回到粗糙的地面” ，注重地方性的经验研究，另一方面还要重视长时段观察与变迁维度，厘清基本的历史前提和普遍性的动力构造，把握好主要关系和次要关系、表层现象和深层结构。
再次，关系是一种伦理。在城乡研究中不能回避价值判断，文化关系本质上是意义关系，是建基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一系列关系的社会形态和人间秩序，基本诉求就是如何构建共通的、包容性的人间关系。在普遍的联系和社会动态变迁中考察和思考城乡问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不同学科视角的介入并不必然带来研究上的“整体观” ，不同学科知识话语也存在着方法论整合的难题，其中包括：专业诉求的差异——目的是治理还是批判；价值理性的差异——经济理性还是德性本位；表征性断裂——符号领域和（自然性）经验的分离。这些指向其实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学科分立，更涉及整个当代社会的内在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