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位俭｜“就地过年”争议背后，是国人对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文化视野( 三 ) |乌托邦|田园|故乡|农耕文明

当然，在家国同构的深层形制里，乡土情感也可以顺畅地转化为国家或族群认同观念，这种结果或者可看作是病理化乡愁获得某种治疗，所谓文化乡愁其实就是现代乡愁的一种阶段性反转。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乡土
对大部分经历迁徙流动的中国人而言，乡土并不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而是肉身经验的真实组成，是我们情感的依存、精神生活的丰富来源，甚至是原初世界观的构造基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乡土。所谓“个人化的乡土”也是成立的，真正的乡土经验应该具有丰富的差异。
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感性经验的发生学不失为一种鲜活而有力地介入本土历史和现实的方法，聚焦于现代乡愁的情感与观念发生，除了从共同体（传统）到社会（现代）的离散与重组，还包括地方与国家、情感与理性、经验与自然等诸多张力性关系。 “愁”体现的是主体矛盾性，而诉诸的“乡”则更为复杂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束缚于土地的生存”的历史性框架。
这也是今天在讨论乡土问题时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你的乡土和我的乡土不一样，有的说乡土衰败了，有的却说好得很；有的说不适应时代的就应该淘汰，有的说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等等，这导致乡土范畴在情感、理性与个人、地方、国家等多重维度上不停漂移，重新构造了乡土的时间和空间属性，甚至我们内在于其中的关系。不同的经验内容可能对应不同的问题和范畴，因此要深化乡土问题的讨论、明晰乡愁的意义指向，就必须对乡土范畴进行基本的清理，在今天的语境中至少包括这样三种差异性的乡土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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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易
一、现代分工体系下的农业和农村
现代社会中乡土现实问题的凸显主要是因为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所导致的传统危机，建基于农耕文明的礼俗秩序受到根本性解构，农民不断离开土地转移成为市民、工人或流氓无产者，狭义的乡土仅指留守在土地上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和在现代化压力下逐渐衰败的农村社会。
所谓传统危机，事实上仅是近代中国整体性危机的一个面相，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深处“人地矛盾”、“工农矛盾”、“城乡矛盾”的三大旋涡之中，其中人地矛盾又构成了后两个矛盾的发生基础，因为乡土中国要成功实现现代转型就要解决内卷化（即过密化）的问题——必须将过剩的农业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转移出来，但是在推动国家体系建设、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资源被过度抽取、乡村精英大量流失的严重问题。
这样一种乡土至少在近代以来就不断受到冲击和破坏，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当然，众所周知，这是基于中国自身危机所形成的发展路径选择，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现实合理性和国家理性的特征，但并不能将这种历史实践凝固为价值偏见。
二、作为空间文化地理的故乡和乡村
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描述“乡土中国”的基本形制，尽管差序格局这一范畴只是指出了乡土社会在历史传统中的一个侧面，但也部分说明了乡村所具有的文化共性，它通过日常生活、宗族伦理和节庆、祭祀、交换等各种社会形式体现出来。
【|杨位俭｜“就地过年”争议背后，是国人对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文化视野】相对于文化共性，作为空间文化地理的乡土在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的形态分化和差异，尤其具有源始性和文化累积性的特质。这个乡土使人们贴近大地，与自然、劳作、季节轮回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地方性的生活文化形态和精神信仰，个体内在于地方，并具有地方共同体的深刻印记，是为“地之子” ，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风土的影响”下“地方性与个性”的统一。但这主要不是指道德习俗的教化，而是强调人之为人的自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