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从古人的诗歌中，寻求自觉与超越的境界｜专访景凯旋( 二 ) 当雄墓地|出土|围棋子|国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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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那闪耀的群星》，作者：景凯旋，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新京报：在这部随笔集的前言中，你说“试图在唐诗中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你之前的著作《在经验与超验之间》是以昆德拉、哈维尔等人的文学作品为基础，对东欧观念进行的研究；《被贬低的思想》的主旨则是对“什么是自由”的追寻。为什么如此注重对文学中观念与价值的研究？
景凯旋：我一直对世界文学感兴趣，从小读了不少的外国文学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对译介东欧文学产生了兴趣，那里的作家都是思想型、知识型的，他们试图在文学作品中解释自己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我因而也借此阅读了大量西方的哲学，了解了西方的思想史、观念史，我觉得，文学与哲学都是在解释人的存在，解释生命的意义，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包含哲理的，从但丁到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从屈原到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无不是如此，观念决定了一部作品的价值序位，而不是叙事技巧或修辞功夫。
新京报：那你如何看待文学、尤其是诗歌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
景凯旋：文学作品从来都是诗人、作家的自我心灵所创造的世界，观念是心灵的结构，好的文学作品背后都是有观念支撑的，或者说表现了文学家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同时反映了时代的观念。至于当下的古代文学评论，多是修辞鉴赏，或是从背景寻觅主旨，这当然也很重要，但往往会滑向社会作用或艺术技巧，如评说所有好诗都是“情景交融”，缺少会心之言。我尝试从文学切换到哲学，再从哲学反观文学，是希望能从时代的背景中真正进入到诗人的心灵世界。当然，这本书仍然是以文学为本位，坚持诗歌的自律性，同时从诗歌带出哲学、美学和伦理学问题。
杜甫从不逃避生活的本真状态
新京报：书中对中西诗歌有一些比较研究，比如李白和歌德、陶渊明和米沃什的诗。后记中也提到西方诗与中国诗的不同特色，说“西方诗寻求无限，立意在崇高；中国诗思虑有限，指归在优美”。如何理解此处所说的“无限”和“有限”？中西诗歌的这种区别，大致有怎样的文化上的原因？
景凯旋：所谓无限与有限，崇高与优美，是就总体和主流来说的，书中只是概言之。凡是概括，都是不全面的，而凡事要讲全面，就没有任何观点了，这是理性思维的局限。正如现代哲学家齐奥朗所说：“山给你的感觉并不是无限，而是宏伟——我们觉得无限的乃是大海和不幸。”比如，杜甫的诗就有崇高一面，但对杜甫的崇敬，是历代诗言志教育的结果，普通人还是更喜欢优美的诗，而不是写不幸的诗。谢灵运曾在温州生活过，那里靠近大海，但他却是第一个山水诗人，更不用说生活在中原的王维、孟浩然了。而西方从荷马开始，到近现代诗歌，大海的意象常常是诗中的重要元素，这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区别。西方文化是神—人关系，是神本位，人永远不能抵达终极之物，这种无限的观念在美感上造成的是崇高；中国文化是天—人关系，是人本位，由于天没有位格，天与人可以合一，因而只在此世着力即可，这种有限的观念在美感上造成的是优美。
新京报：前言中对中国诗歌史有个概括，说，诗歌史的发展是从整体意识趋向个体意识，从纯粹的感性思维趋向理性思维的历史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