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我觉得从整体意识趋向个体意识,也是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过程。这一过程当然是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远古的人为了生存而从事相同的劳动,感到受不可知的共同命运支配,因而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是一种群体意识,然后劳动有了分工,人想要从自己的劳动中找到生命意义,深感个人命运与众不同,有不同的解释,于是产生了个体意识和世界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诗歌主题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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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剧照。
新京报:说到“个体意识”,书中写到陈子昂、杜甫等人时特别强调了他们“强烈的个体意识”,尤其是杜甫,强烈的个体意识是造就杜甫之伟大的重要原因。在当时的语境下,杜甫为什么会发展出比同时代诗人更强烈的个体意识?“个体意识”是如何体现在杜甫的诗歌写作中的?
景凯旋:杜甫在生前并不是很有名,只是到了中唐,韩愈、元稹等人开始极力宣扬他,元稹还是从“文备众体”的角度看杜甫,韩愈则是从复兴儒学的立场赞赏他。杜甫的确是古代士人心目中孔子精神的继承者,他的精神来自孔子,又有时代的个体意识,于是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品质,中国大多数诗人是通过忘我的状态去感受美,所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杜甫则是从灵魂去感受美,这样的诗人并不多。
新京报:如今杜甫几乎已被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虽然如前文提到的,西方诗“立意在崇高”,你也把“崇高”这个词用在了杜甫身上。你个人认为,杜甫“最伟大”的原因是什么?
景凯旋:杜甫有一种博大的牺牲之爱,尽管他没有多少超越世界的观念,而是处处写自己的不幸,但他却能把个人的不幸升华到前所未有的博爱的高度。中国士人的反抗现实自来有一种狂狷精神,如果说李白是狂,王维是狷,杜甫则是超越了狂狷,有如孔子,虽然也能欣赏李白、王维的这种人生选择,但心里却明白自己做不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从不逃避生活的本真状态,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或许就是一种伟大的使命感使然吧。
李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新京报:李白篇中,主要写到他的“自由精神”,以及他面对人之必死性这一终极问题时的困境,最终李白只能靠及时行乐——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暂时消解。你如何定位李白的“自由”或者说他“自由的生命样式”?
景凯旋:李白的“自由”属于老庄式的“逍遥”,属于一种不受外物羁绊,获得精神解脱的方式,他自己也是一个道教徒,他以这种形象行走在人间,令碌碌的世人惊艳。但道教是没有彼岸世界的,李白显然知道《古诗十九首》中的“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于是采取“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态度,这也是中国古代许多士人的人生样式,李白的伟大在于他创造了无数讴歌自由的诗歌,“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这不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吗?李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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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李白》剧照。
新京报:这些诗人如何解决终极关怀问题是本书最核心的探究之一。你说,“在通过诗歌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方面,李白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杜甫是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具体如何理解?
景凯旋:这一点我在书中已经谈及了,自汉末以来,生命短暂就是一个不变的诗歌主题,从三曹到阮籍、陶渊明,从初唐的刘希夷、卢照邻、张若虚到李白,仍然一直在重复这个主题,但与此同时,佛教的来世观念也传进中土,渐渐获得士人和大众的认可,佛教在唐代成为中国化的普及宗教,它安慰了人们对永生的渴望,所以从杜甫开始,生命短暂不再是一个诗歌主题,中晚唐的诗人,虽然偶尔也有生命感慨,但由于不同程度接受了佛教思想,已经不再对此感到焦虑,而是转向对俗世与历史的关怀,这也是中晚唐怀古诗盛行的原因。如果比较一下李白与刘禹锡、杜牧的怀古诗,我们就能看到二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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