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 三 ) 综合|季剑青|新文化|历史|金理

宋声泉做了题为《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困局与破局》的报告。他指出，新文化运动研究面临的第一个困局，是学界在以学院化的方式研究新文化运动。学院派的方法在去中心化，学者习惯了小题大作，而丧失了大题大作的能力。新文化运动这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不是以分科治学的方式发生的，做研究应该回到历史中去，应该不分科地处理它。新文化运动研究面临的第二个困局在于以学院派的方式反思学院派的研究。现在流行一种惯性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话语，即现在的现代文学研究因为过于碎片化而失去了和时代对话的能力，这导致现代文学研究被学术界边缘化了。仿佛问题的根结在学院派的知识生产。但这种反思本身特别是已经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般的反思话语，究其根本，仍是学院派的话语生产。在新文化运动研究方面，经得住百年学术史检验的名山之作并不多，需要层层清理的基本史实与史事不胜枚举。第三个困局是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不在“新文化”的射程之内。射程，说的是有效射击距离。处于当今时代， “新文化”能不能在射程之外还可以击中靶心，考验的是研究者的能力。这二十年来，我们从文字时代进入图片时代、短视频时代，如何重返一个以文字中心主义的时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很难想象没有认真读过几遍《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晨报》《民国日报》等基本文献，仅靠看了几本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书就敢于对新文化运动下一种本质主义的判断的“新文化论”是靠得住的。新文化运动研究的破局，要害在研究者的“破执” ，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也就是“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 ，新文化运动研究方能得其大，追其源，观其流，望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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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由孟庆澍主持。张丽华做了题为《新文化的“未完成性”：从鲁迅小说〈高老夫子〉谈起》的报告。张丽华在报告中，对鲁迅写于1925年的短篇小说《高老夫子》进行了重读。在她看来，这篇一向被研究者忽视的作品，其实蕴含了鲁迅对晚清以降新文化的“未完成性”的思考。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在“高干亭”和“高尔础”之间游移而不安主人公，置于鲁迅所熟知的世界文学背景以及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时代语境之中，这一主人公形象，可以读作是对中国未完成的新文化的寓言。这一“新文化” ，以西方新思想、新制度、新文明为镜，但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小说对“尔础高老夫子”在女校讲学最终以失败告终的生动叙述，即形象地揭示了这一在他人目光和话语中不断异化的主体的分裂和未完成性。《高老夫子》悖论性地展示了新的现代学校制度建立之后，传统的师道已失落，但新的合理的师生伦理却尚未建立。季剑青书中有一篇文章题曰《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讨论的是现代国家这一新制度建立之后，相应的新道德、新伦理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基础。张丽华认为，包括《高老夫子》在内的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诸多作品，都可以在这一延长线上来阅读，它们包含了鲁迅对现代未完成的伦理革命的思考。
袁先欣做了题为《短二十世纪与重建文化问题的方法论》的报告。她指出，季剑青、袁一丹两位学者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内在于文学的关切，特别关注文体和语言的问题，但同时这些关注又呈现出非常广阔的思想史的视野；另一个特点是两位学者都在有意识地引入新方法，比如说社会史、新文化史的方法。当学者在做新文化运动研究时，他会感到自己无论讨论什么问题在文学领域内是合法的，但如果将同样的方式挪到1930-1940年代就不再合法，由此可看出新文化运动作为现当代文学的起点，它和现当代文学学科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内部紧张感。八十年代学风转移之后，很多讨论都想冲破革命史观的束缚，但是学者们却发现自己无法抛弃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个起点。新文学的体制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体制，而是处于一个更大的革命体制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新文学和汪晖提出的“短二十世纪”的概念放在一起看。 “短二十世纪”提出的是一个从中国视野开始的革命的世纪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世纪当中，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则是文化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对这一现象，我们现在的解释还是并不充分的。新文化史确实打开了很多从前不会关注的问题，比如地域、社会网络、进行机制等等，但是新文化史发生在法国的时候是对社会史的一个反拨，它对“文化”的理解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并不一定完全吻合。袁先欣最后提出：现在回看过去，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重新提出一种关于二十世纪文化本身的方法论，由此去抓住它的核心，形成一个对于现当代文学、甚至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新的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