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 六 ) 综合|季剑青|新文化|历史|金理

季剑青做了题为《重思新文化与传统的关系——从杜威访华谈起》的报告。他指出，五四时期， “文化”相较于思想和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总体性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弥散性，跟那种动态的、扩展性的“运动”概念，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学是某种知识性的活动，而“文化”在当时的语境中则具有某种实践性，实践性的文化运动与社会生活的具体语境产生碰撞，在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中生成新的实践。由此可对新文化和传统的关系做一些新的思考。杜威访华是一个很好的个案。杜威访华期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首先，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以思想和道德变革为前提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强调思想道德问题的优先性，反而接近儒家的观念。第二，杜威对表现于社会生活和习俗制度中的漫长的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同情和理解，他认为中国人有民主精神，看重地方的自主性，将它看作中国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第三，杜威对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行了比较。他对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持批评态度，日本全面引入西方的资源，但却更多地保存了儒家的权威，相比之下中国人在思想方面更开放；日本的现代化借助国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更多依靠国民的自我组织，具有更强的内生性。竹内好和林毓生都受到了杜威的影响，但价值判断却截然相反：竹内好从反思日本战败的视角来讨论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路径，肯定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中国现代性的内生性；林毓生则出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批判五四以来持续发生影响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儒家式思想模式。今天看来两位学者的整体性判断都有问题，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各自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关怀出发，创造了有深度、有生命力的关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综合”叙事。当下中国存在着诸多传统，新文化本身也已成为传统，但在其中可能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怎样在这种现实语境中获得自己的眼光和视角，并由此做出新的历史综合，有待于在不断变动的土地上寻求新的立足之地。
袁一丹的报告题为《新文化的结构与剩余物》。她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就五四新文化这个议题而言，历史综合如何可能，又为何不可能。历史综合之不可能，主要存在价值和技术两方面的困难。目前之所以难以写出超越周策纵的五四通史，根本原因在于难以兑现“价值重估”的允诺。价值重估的悬宕，一方面缘于当下及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也跟研究者的主体状态有关。只有在触碰“五四”这类重大历史议题时，研究者才能深切体会到某种无力感。 “五四”本身是政治危机、思想危机的产物。每一次对“五四”的重新阐述，无异于对危机时刻的再度确认。如果研究者从当下的现实处境中感觉不到“五四”所包孕的危机意识，或觉得药不对症的话；仅仅把“五四”当作常规历史题目加以技术化的处理，也就意味着“五四”作为一种思想势能的衰竭。在“五四”这个老题目上，新材料、新方法、新范式催生的历史新意，总是暂时的、局部的；真切的危机意识才是更新历史解释的源头活水。历史综合如何可能，这个大哉问在《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具化为一种结构的焦虑。 “剩余物”的概念，是被结构的焦虑催逼出来的。较之严整的结构，她更关心结构的剩余物；较之历史光滑的表象，则更关注结构的裂缝与褶皱。当追问历史综合如何可能时，仍不免有一种改写总体史的冲动。总体史旨在给一个时代画像，而福柯则提出另一种历史结构的呈现方式，他称之为“一般史” 。一般史关注历史的非连续性，包括过程的极限、曲线的拐点、运动的反转等。《另起》这本书的面貌，更接近关注弥散性、非连续性的一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