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 四 ) 综合|季剑青|新文化|历史|金理

李浴洋做了题为《“整理国故”运动与“新文学”思想的关系问题刍议》的报告。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的历史影响，不管在学术史上还是在文学史内部都是一种巨大的存在。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共同创生于巨变的晚清到五四时期，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中，先驱者就确立了两者相互支撑、彼此生发的整体性方案，在此后的数十年，一直到今天，依托共同的知识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制度，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也始终相生相成而又彼此制约。现有研究对于二者在历史前进中的互动情况，特别是二者如何有机动态地介入各自核心议题的关注是不足的。在很长时间里，整理国故被简单地视为对于文学革命的反动，或者仅是被当作新文化运动在学术层面上的延伸。研究者大都是在文学史学的范畴中研究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的影响。但这只是两者关联的一个方面。基于探索现代文学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互动形态、挖掘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的互生关系的思路，李浴洋提出应当更为全面地考辨整理国故运动与1920年代新文学思想展开的关系问题，揭示两者在多个向度上的历史联结，尤其将重点放在对于文学革命之后的新文学思想谱系的勾勒及其内在机制的考掘上。他写作的以王国维和朱自清为对象的两篇文章，便是这一研究思路初步实践的成果。
刘大先做了题为《“新文化”的拓展——论20世纪末知识分子的表述与被表述》的报告。他指出，现代中国与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联盟结合，对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9年之后新兴的共和国建立了一整套政治体制，特别是单位制度与户籍制度，将知识分子整合到社会主义体制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参与革命建国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都成为制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中间因为意识形态激进化而采取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使之在政治地位上遭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但对于迫切需要“现代化”的社会而言，知识分子以其特殊的专业才能依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因而在197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开始提出科技（知识）是生产力的问题，调整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伴随商品经济与市场化的兴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在19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迁，知识分子感受到自身文化与符号资本的贬值，以及由此导致的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地位中的边缘化。作为领导阶级与基础的工人与农民发生了身份的调整，原本属于“工人阶级”一份子的“知识分子”同样在“市场化”的总体性话语中面对身份定位与重构的问题。 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堪称天人交战的焦虑与挣扎，并力图在变化了的语境中尝试建立起主体性的言说，产生了一系列的论争。刘大先认为， 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表述与自我表述，可以归结为反智主义与启蒙话语裂解后的话语分歧、世俗化的不满与日常生活的合法化、专业主义岗位意识与公共性的吁求等三大主题。囿于既定认知范式，在相关这些主题的表述中，存在着对启蒙的单向度理解、对日常生活与人性的化约式处理、以及对公共性的窄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未能有效清理，导致知识分子的自我言说、论争与反思，以及他们的文学、社会与传媒形象，都日益转向于内倾化、个人化与专门化，呈现出与大众社会脱节的“喧嚣的失语”状态。今天在政治、技术、市场的文化融合时代，如何处理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事关具体与超越、确定与犹疑、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辩证关系，是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表述所提出而尚需进一步思考的命题，也是塑造“新人文”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