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 五 ) 综合|季剑青|新文化|历史|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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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由刘大先主持。王东杰做了题为《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史》的报告。他指出，季剑青和袁一丹的两本书在导论里都表达了一种对新的价值旨归的追求，想要寻找到“五四”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从历史属性的角度说，这两本书都可以看作新文化运动研究在这些年来的实质性推进，不同于过去单一的目的论的叙述，凸显了新文化内部的多元性和张力。其中文体、声音、地方性的展开都是新文化史关注的热门议题，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题存在着有趣的匹配性。在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兼具了历史性和神话性两种意义。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很多学者担心新文化史会造成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危险，但这种风险更多时候是由于很多学者刻意追求边缘性话题的研究取向所造成，对新文化运动这种“重大”历史课题而言，它却恰好弥补了以往研究过于整齐化的弊端，通过对游离的历史细节的补充，使宏大议题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从神话性的角度说，新文化运动提出价值重估的口号，有价值先行的取向。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一性解构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神话性或神圣性。如果现代中国需要一个心理原点，新文化运动庶几当之。新文化史的方法反对笼罩性的史学叙述，通过碎片化的策略重新把思想心灵从历史叙述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看到历史性和神话性这两者在对立之外还有对流。神话属性与宗教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对它施以批评。在陈寅恪先生说的“了解之同情”之外，我们还需要提出“批评之了解” 。二者结合，才能看清新文化运动兼具历史性和神话性的两面。因此，新文化史不仅一味解构神话，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事件的神话性，让新文化运动焕发出新的学术生产力。
孟庆澍做了题为《何处安放新文化？》的报告。他指出，工作坊关注的两书风格鲜明、各有特点，代表了新一代新文化运动研究者的实绩。季剑青之作重剑无锋、质朴持正，正面对冲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问题，在方法上接近经典思想史的研究，思辨性和对话性较强。袁一丹之作灵动飘逸、旁逸斜出，善于在史料缝隙间发掘支点，从而撬动整体，解构神话，看似剑走偏锋，实则有一剑封喉的效果。她有极强的叙事能力而不满足于讲好故事，其实是通过具体而微的事件/个人研究，对新文化运动研究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清理和重启，是以多学科视野的介入来处理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学史重叠层垒处的问题，可以看出，两位青年学者的研究和近二十年的学术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都致力于为新文化运动祛魅，使新文化运动研究摆脱了历史目的论的叙事，从固有的各种论述框架中解锁出来，重新获得了开放性。当然，这种解锁也带来了失去重心和位置感的焦虑。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研究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找到新的总体性视野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季剑青对后结构主义历史学有所警惕和纠偏，并尝试从新文化运动的后果社会主义革命来重新锚定新文化运动；而袁一丹则提醒，具体研究尽可以微观，但其目的是从历史现场拾得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图景，要通向一种自内而外的“历史综合”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亟需确立新的坐标系以安放自身。从学科的分野来看，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史学化” ，理论与方法上的时差效应导致某种学科间等级制的形成，而研究者在努力追求文史打通、学科融合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文学研究的优势和特点。如果我们无法确定来路和去向，无法知道“我是谁” ，也就很难对自身进行定位，从而对历史做出真正深入和总体性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