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印度：美好时代的背后( 四 ) 青年|时代|社会|伦理|工作|消费

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人员爱德华·卢斯娶了个印度老婆，在印度生活了五年，他在《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一书中说：“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共存。 ”然而，他也发现，有很多西方人会对印度抱着浪漫主义的想象，认为这样的印度才超凡脱俗、才能穿透物质主义的虚幻。他们把印度当成大型精神修炼场所，去那里寻找信仰和真实的自我。而印度人自己，也会将贫穷归因于前世犯下的错误，是神的旨意，或者是顺从甘地的指引。甘地认为农村应该是印度社会的主体，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印度一直应该保持的生活方式。因为甘地在印度人心中近乎于“神”的地位，他至今仍有一大批拥趸，他们拒绝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城镇化，他们对甘地穿着的追随甚至影响了整个印度的纺织业。于是，就有了印度那句广为人知的话：“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 ”
无论如何，敬神和渎神，就像安于贫困和疯狂追求财富一样，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奇妙地共存着，就像同一条马路两边共存的五星级酒店和贫民窟。而贫民窟中的种种景象，都更像是一个村庄整体搬进了孟买的一个局促角落。
几年前去过印度的同事告诉我，印度的很多景观都很刺激：他们的母亲河中满是垃圾，但依然有人安之若素在里面洗衣服，甚至练瑜伽；大街上根本没有秩序，红绿灯也被熟视无睹，但奇怪的是很少发生交通事故；五星级酒店和贫民窟就隔着一条马路；同去的驴友在酒店洗澡的时候嘴里进了一点水就腹泻不止，而印度当地人的饮用水甚至比洗澡水还脏；参观任何一个景点都不敢寄存东西，因为出来就会找不到；他们甚至有人被带到假火车站买到了假火车票……这个国家有一种奇怪的混乱，也有一种奇怪的秩序。印度的改革开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比中国仅仅晚了十几年，但时代的脚步是不等人的，节拍踏准了似乎就不容易错步，而一旦没跟上，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跟全世界对印度好奇一样，印度裔移民作家奈保尔也一直致力于自己祖国的书写，他曾在1962年到1988年的26年间，多次到印度走访，并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印度：受伤的文明》《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而他1988年曾站在酒店阳台上这样描写孟买的贫民窟达拉维，如今看来，依然振聋发聩，也依然揭示着印度城镇化进程的某些真相，尽管那时候的印度还没有改革开放：
从这里看去，达拉维显得突兀，甚至在孟买都算是多余的：按照人们的说法，它会继续存在，是因为它是选举的票仓，是制造仇恨的温床，许多人可以从那里得到利益。孟买的种种互相冲突的趋势也往那里蔓延，所有新产生的特殊性在那里都变得更加鲜明。但人们还住在那里，遭受这额外的剥削，因为在孟买，只要有了住的地方，你就可以赚钱。
《象群中的蚂蚁》：也是蚁群中的蚂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穷人》中提到，贫穷的原因就是贫穷，贫穷不是罪过，而是命运。 “不幸是一种传染病，不幸的人和穷人应该互相躲避，以免彼此传染，病得更重。 ”然而，在集中阅读这些关于印度的书时，我经常会忍不住有这样一个疑问：在穷人和穷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印度，在充斥着赤贫阶层的印度，他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为什么不能点燃？按照马克思的革命设想和很多成功爆发革命国家的经验，穷人团结起来改变命运的力量应该是不可遏制的历史推动力才对。印度为什么没有？或者换句话说，无论宗教、种姓制度、贪腐等等这些如何制约印度穷人的革命冲动，这个阶层改变自己命运的诉求都是异常强大的，不然也不会有青年人的狂想，不会有贫民窟里的命运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