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阿马蒂亚·森：泰戈尔与经济学的最后结合( 二 ) 治疗|泰戈尔|故事|阿马蒂亚·森

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以《世界上的家园》作为书名，是否是阿马蒂亚·森想体现温情，又映衬出自己的世界公民身份？也许是。然而这个题目也是在致敬是泰戈尔笔下黑暗的悲剧小说《世界与家园》。这本1916年出版的小说，借助一段三角恋情刻画了孟加拉知识分子心中的挣扎——如何同时面对自己深深浸入其中的西方文化和自己深深厌恶的殖民统治？如何既试图从殖民统治中拯救印度，又面对独立运动中泥沙俱下的迷信、暴力与非理性？在小说中，这一矛盾横亘在两个印度孟加拉知识分子和他们共同热爱的女性之间。在结尾，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主人公选择了死亡。
阿马蒂亚·森是否在暗示“不死”的自己也困宥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尽管他没有明说，但回忆录中颇为重要的主题呼应了这一矛盾——如何理解泰戈尔？森借助泰戈尔身上的矛盾，传达了自己对“家园”和“世界”这一对关系的看法。
森的整个童年几乎都在泰戈尔身边度过。他一家人和泰戈尔联系紧密。诗人1941年去世之前的最后演讲，是由森的外祖父哥什蒂·莫汉代为对公众宣读的。借助泰戈尔的全球友谊和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巨大名望，童年的森在泰戈尔的学校里见到了接踵而至的印度和世界各地的人物——圣雄甘地、罗斯福夫人……甚至还有蒋介石夫妇。在他的同学中，则有来自印度乃至世界各地的友人，森回忆自己和赴印教书的中国学者谭云山的儿子谭立维持了超过半世纪的友谊。这些，是泰戈尔和极盛的孟加拉文艺圈子带给森的一整个“世界” 。
然而这个“世界”也时刻挣扎在被追捧和不被理解的边缘。彼时泰戈尔赴世界各国演讲，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坚持认为这位诗人乃一介神棍，故弄玄虚。
森则提醒读者注意泰戈尔和甘地的一次激烈争执——1934年，比哈尔大地震，正在主张贱民权益的甘地立即指这是上天对印度人实行“不可接触”贱民制度的天谴。泰戈尔却极力反对这种提法，认为就算这样有助于废除不可接触制，也会助长更多的非理性。借助甘地与泰戈尔的冲突，森努力为泰戈尔“正名” ，把一个外界视为东方玄学和灵性文化的代表拉回到现实中，还原他作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更为理性和深思的个人形象。
泰戈尔的确热爱神秘主义，重视意识之外的心理体验，但这未必是他的印度一面，毕竟他也深受维也纳“新艺术风格”乃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并且将后者融入现代艺术创作。与此同时，他也极为强调理性分析和批判，无论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抨击，还是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乃至对印度自身民族主义和族群政治的警惕，都尤其敏锐。这种理性赋予了泰戈尔晚年极为悲观的底色。而诸如爱尔兰诗人叶芝这样，将泰戈尔诗歌中最为“灵性”的部分着重渲染，作为自己心目中西方文明的解药，对此，森的理解是泰戈尔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人设” ，并不过度辩解什么。
泰戈尔代表着森的“家园” 。这是源自加尔各答的“孟加拉文艺复兴”的至高点。从19世纪初开始，加尔各答的孟加拉知识分子们不断涉猎英国和西方文化——语言学、宗教学。他们创作诗歌、小说、戏剧，在此基础上重构对印度历史和文化的论述。二十世纪初，孟加拉知识分子们最早引入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和康定斯基的先锋派绘画，最早创作出电影长片。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阿马蒂亚·森能够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在1940年代的“寂园”学校，老师们和学生讨论萧伯纳和列宁；在1950年代初，加尔各答学院街的合作社咖啡馆里，森和他的朋友们围绕着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命题开展辩论。这些对森来说如此理所当然，使得他在抵达剑桥时，完全没有什么知识上的不适或无法衔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