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阿马蒂亚·森：泰戈尔与经济学的最后结合( 三 ) 治疗|泰戈尔|故事|阿马蒂亚·森

而和许多孟加拉知识分子一样，森不仅得到了完整的西式教育，也没有中断印度古典文化的“传统” 。其外祖父是寂园学校的梵文和古典学老师。森回忆说自己幼时熟读古典梵语，对梵文戏剧和大史诗都有涉猎，以至于后来发现自己热爱数学时迟迟放不下对梵文一科的执着。不同于传统的是，森的外祖父同时是个现代派，他试图用新潮思想重读梵文经典——他在首陀罗迦的剧作《小泥车》里寻找人性解放的涵义，又重新翻译和解读虔诚运动中诗人格比尔达斯的创作，以强调历史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相互影响，应对1940年代越来越升温的残忍的教派冲突。就连森的无神论信仰也被对接到了印度哲学——当他和外祖父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时，外祖父立刻从古典印度哲学中找到了印度的无神论传统——对佛教思潮颇有影响的顺世论唯物哲学。
一整代这样的孟加拉知识分子都以这种“贯通东西”的学养和文化而自豪。森在寂园学校的同学，印度著名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就骄傲地说自己是“东方与西方的结合” 。在独立后的印度，孟加拉湾的商业与人口流动被新独立的国家国界所隔断，乃至孟加拉也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归入印度和巴基斯坦。森用了整整一章努力说服读者们相信如今边境破碎的东西孟加拉仍是一个整体——无论印度教徒或穆斯林，也无论是属于印度的“西孟”还是如今的孟加拉国。但与森的坚持所不同的是，历史已经无可逆转，阿马蒂亚·森大概会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泰戈尔所属的“金色孟加拉”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传人了。
不过，对阿马蒂亚·森而言， “家园”不仅仅是东西方的交汇，也是各种痛苦和困境的集合。他在童年所处的环境中看到的社会现实对他的冲击，是促成他学术兴趣和生涯方向的重要动力。毕竟单单是“贯通东西” ，又或是文学和艺术的蓬勃注入，显然不足以让森成为享誉一时的经济学大师。
【泰戈尔|阿马蒂亚·森：泰戈尔与经济学的最后结合】1943年，日军占领缅甸之后一路逼近印缅边境的山区，和日军随行的是孟加拉出身的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他带领着他组建的“印度国民军” ，试图借助日本的攻势实现印度独立。而同一时间的孟加拉，英国动员了大量军队和劳工修建防御工事，孟加拉的经济因为战时的大规模采购而异常繁荣。可就在这时爆发了一次超级饥荒， 1942年，地区粮价开始飙升。整个1943年，森在寂园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村饥饿灾民从大路走向加尔各答寻找救济。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估计，这一年在孟加拉有超过200万人死于饥饿。那一年经济繁荣，粮食并不算短缺，却又如此多人死于饥饿。这样的矛盾深深震撼和困惑了森，成为了他此后毕生钻研的经济学主题。 1989年，森出版著作《贫困与饥荒》，专门开辟章节分析了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成因——饥荒并非因为缺乏粮食，而是战时经济的管制、只照顾城市的配给制度、殖民地体系的系统性问题，共同导致了历史上的惨剧。
对森来说，与饥饿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印度的分治政治带来的仇杀和暴力。这些话题同样体现在了他职业研究生涯中。从《身份与暴力》到《惯于争鸣的印度人》，随处可见早年在孟加拉的“家园”带给他的命题。这些书写，也可以视为森对近年来卷入的诸多争论的回答。
2014年印度大选前后，两位著名的印度出身的经济学家在媒体上打了一场笔战。一方是森，另一方是著名的美籍印度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与自由贸易专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他们争论的话题是印度如何发展——巴格瓦蒂认为应该优先侧重刺激增长，至于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要等到有了实质性的增长才能兼顾；阿马蒂亚·森则反对过度关注增长，认为缺少社会福利、基础医疗与教育的社会不仅不可能实现稳定增长，还最终会带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