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阿马蒂亚·森：泰戈尔与经济学的最后结合( 四 ) 治疗|泰戈尔|故事|阿马蒂亚·森

时值以推动经济增长著称的右翼领袖莫迪竞选总理，这场经济学家的隔空开火，也就被解读为了印度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森被视为印度1947年独立后结合了国家计划、贸易保护和社会工程的路线的经济学代表，而巴格瓦蒂则代言了莫迪2001年开始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大兴制造业和金融的、号称“印度广东”的“古吉拉特模式” 。
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森和巴格瓦蒂两人的家乡，也恰恰代表着印度的两条和西方对话的不同路径。与孟加拉人阿马蒂亚·森不同，巴格瓦蒂是孟买出生的古吉拉特人。他的成长轨迹中没有寂园这样的“另类教育”机构，而是一路精英院校。在独立前后的印度，他就读于西德纳姆学院（SydenhamCollege），这是英国人在亚洲最早建立的商学院。在那之后，他负笈剑桥的圣约翰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再到麻省理工读研究生深造，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毕业之后，巴格瓦蒂顺理成章留美工作。在这条轨迹上， “家乡”的作用要远远小于从伦敦到纽约的“世界” 。巴格瓦蒂要比森更加像一个纯粹的西方学者。
面对森浓郁的“东西结合”的现代化路径和经济学思考，巴格瓦蒂可以说是内心不屑的。在他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巴纳加利亚（Arvind Panagariya）合著的宣言式作品《增长为什么重要》中，巴格瓦蒂将东亚各经济体的腾飞模式简化归因为自由市场、开放贸易等几个普世因素的组合。而对于印度的贫困问题，他也和森持有相当不同的态度。森仍然认同国家机构对收入的再分配和普及社会福利实现减贫，而巴格瓦蒂则尖酸地表示他根本不相信印度的国家官僚系统仍有效率。在他看来，实现减贫不可以再用这种“正规”路径，唯有一方面大力刺激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依赖诸如非政府组织等具有国际标准的减贫手段的力量越过印度政府去实现设想，才能实现发展。
作为阿罗“传人”的森，显然在政府和经济增长之间持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阿罗不可能定理用数学公式指出：社会无法以完全彼此无涉的个人偏好的集合实现完美的“公意” 。而这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政治哲学假设——个体自由的汇总就是最大的善——在付诸现实实践将产生种种问题。巴格瓦蒂仍然是市场的信徒。但森一直以来的工作便是调和巨大的复杂性——是把政府、市场、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调和在一个数学推论已经证明是并不可能真正完美的体系之下，从而寻找“阿罗不可能”中“仍然可能”的部分。两人的哲学道路迥然相异。
也许可以说，森所崇尚的经济学，也深深根植于他的“家园”所给予他的教育和启蒙，是一种“孟加拉现代主义”经济学，或者干脆可以说是属于泰戈尔的经济学。他试图追求的是最大的包容性，兼顾现实与理想，不那么保守，也不那么激进，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在《世界上的家园》中，森不断强调这种理想是可能的——比如在1960年代的三一学院里，保守的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维持了极为礼貌和宽容的同事与朋友关系。以至于森表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要比后者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更容易成为朋友” 。
但也正是这样对包容性的推崇，和他那个已经逝去的孟加拉家园，让阿马蒂亚·森在近年来愈发难以取悦日渐极化的民众。在印度，他被视为旧时代的遗老，同时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经济改革倡导者厌恶。而他又不是一个擅长在理论和观点上以激烈精彩夺人眼球的人，在媒体上的曝光也日益减少。阿马蒂亚·森的确有极为亲近印度主流政治的一面。在回忆录中，他对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分拆”印度的批评和对族群冲突的不断抨击，都带有1960年代种种印度官方宣传的味道。在独立后的印度，孟加拉知识分子的位置也日益下降，对阿马蒂亚·森来说，《世界上的家园》又何尝不是对逝去了的世界和逝去了的家园的某种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