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林少华：用汉语重塑村上春树( 二 ) |村上|林少华|村上春树

林少华：古典诗歌和村上小说，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作为文体，完全可以共存于一个人身上。如夏目漱石，作为小说家，其和歌（日本古体诗）和汉诗（汉语古体诗）的造诣，完全不输诗人。又如钱锺书，终生从事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外经典研究，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围城》那样的小说名作。作为我，当然不敢和这两位大家相比，但道理是相通的——古诗研究也好，小说翻译也好，都需要诗性。而《挪威的森林》吸引我的，恰恰是诗性。那是诗性故事，而不是大众文学层面一个通俗的三角恋故事。
现代快报读品：翻译家和作家是互相选择的，您认为自己与村上在哪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林少华：三点。一是文体上的。我们都追求简约别致而又不失蕴藉、富于节奏感的语言风格；二是价值观上的。我们都倾向于同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保持距离，不喜欢跟风，不愿意“围观” ，宁愿自我放逐到寂寞的边缘地带；三是审美上的。我很欣赏村上对不起眼的小景小物小事的审美感觉，尤其欣赏他把无数微茫的情绪化作纸上审美的文学追求和艺术修为。
现代快报读品：村上春树出版了全新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不知您是否读过新书了？评价如何？
林少华：原作早就读过了。就感觉而言，不妨说是《神的孩子全跳舞》《东京奇谭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续篇。水准诚然没有降低，但若要更上一层楼，怕是不太容易了。一来年纪大了，二来谁都有局限性，不可能永远花样翻新、永远一骑绝尘。
翻译并非创作的附庸
现代快报读品：新书《春琴抄》是您的一部译文自选集，其中囊括了不同文风的日本文学名家作品，可以说是您对自己翻译生涯的一次小总结。书名与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同名，其中有什么深意？有读者解读，认为您是以谷崎书中盲女琴师和仆人的关系，暗喻翻译与您的关系，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林少华：谈不上有什么深意。自选集一共收了六篇，《春琴抄》是其中一篇。责编问我《春琴抄》和《天皇的帽子》（其中收录的另一篇），书名用哪个好，我说用《春琴抄》吧，毕竟更有知名度。至于那位读者的“解读” ，倒是蛮好玩儿的，可我不大认同。好像过于自虐了吧——译者的地位怎么会如此凄风苦雨呢？从学科角度来说，翻译学现今已是堂堂正正的独立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都有了。这意味着，翻译并非创作的附庸。各有各的难度、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光彩。杨绛先生生前倒是有“一仆二主”的说法，说译者像个仆人，一要伺候原著，二要伺候读者，但那属于特定语境中的自我调侃。
现代快报读品：您经常强调翻译时“审美忠实”是最重要的，不是文字的刻意对应。还曾说过“村上文学的汉语译文已经不再是外国文学意义上或日语语境中的村上文学，而是作为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是否可以这么说：您认为翻译文本是相对独立于原文本的？
林少华：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文本而言，好比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就艺术而言，好比乐谱和演奏者的关系，演奏当然依赖于乐谱，但演奏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独立艺术。而且，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只有一个，但演奏起来，效果一人一个样。与此相关，翻译既可以成全一部原作，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又可以毁掉一部原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至于说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这不是我的观点，是已故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先生最先提出来的，现已得到多数学人的认同。说简单些，毕竟译作是以汉语呈现的，形式上是汉语文本，再高明也和外语文本有差异，不可能百分之百原汁原味。退一步说，就算读原著，又有多少人能读出原汁原味呢？再退一步，文学哪有什么原汁原味呢？越是有误读可能性的，越是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