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阳明心学之“乐”和康德的“美”的对比和融合( 二 )

【康德！阳明心学之“乐”和康德的“美”的对比和融合】第四层次，理性对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之乐的反思，扬弃吉凶、情感等等具体内容，得到的是纯粹的“乐的形式”，正如康德的“美”和“崇高”，或者孔子和颜回之“乐”。这种精神层次上的“乐”，来源于人类个体性和群体性两方面的基本行为模式，如趋利避害、恻隐与羞恶的情感等等，却又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和具体的情绪。只保留形式上的、纯粹的“乐”的判断，因而有了普遍性，成为艺术与科学认知的前提。
第五层次，是综合前四个层次的“乐”，在不同的环境中体会不同的“乐”。“乐”或有层次，或有境界，但用“高层次的乐”去否定“低层次的乐”，却是反“中庸”的。狂者将“乐”停留在第四层次，心中尚存“鄙视链”，瞧不起低层次的“乐”。而得道的圣人，只区分“乐”之差别，却不分“乐”之尊卑。而“乡愿”则是假借仁义之名，行趋利避害之实，故称德之贼。
孔子说，如果富贵可求，拿着马鞭赶马这样的下等事也是可以做的。可见，孔子并不排斥物质之“乐”。王阳明说，“乐”不外乎七情之“乐”，当哭则哭，当笑则笑。与此二人相比，孟子“何必曰利”，朱熹“灭人欲，存天理”的观点都显得颇为迂腐。
可见，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即人与环境互动决策（可参考：
通常情况下，当我们讨论“快乐”时，讲的都是个人感受。但说到“美”，我们更希望自己认可的“美”，也同时能被他人认可。因而可以说“美”是客观的，而“乐”是主观的。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知性的四类范畴，说明了“美”的四大特性。
从质的范畴分析，“美”是无关乎“利害”，而令人愉悦的对象；从量的范畴分析，“美”是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对象；从关系的范畴分析，“美”是摒弃具体“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从模态的范畴分析，“美”是没有概念，又被认作是必然愉悦的对象。[3]
可见“美”是摒弃个人主观目的而留下来的愉悦的形式。在“良知”的决策机制中，使用的判断力有基于“利害”、“目的”、“概念”的判断和基于“美”的形式的判断，无论哪一种判断，归根结底都是“愉悦”的。在基于“利害”的判断中，康德又区分了基于刺激获得“快适”的“愉悦”，和基于概念获得“善”的“愉悦”。[4]

文章插图

如果我们把“利害”判断看作是为了趋利避害，把“概念”判断看作是为了认知和求善，这样“利害”和“概念”之中也包含了“目的”。那么，审美判断就可简化为关系范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判断。“美”是人能够体验到的，没有功利的，没有概念的，纯粹的“合目的性”的愉悦的形式。
与“美”相对，那些“有目的”的“合目的性”愉悦，虽然不被康德认为是审美的，但却同样是愉悦的。我们将“乐”的含义扩大，等同于康德的“愉悦”，就可以这样理解：“乐”作为心之本体，包括了“无目的”和“有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愉悦。这样“良知”之中包括概念的认知，与生理刺激的快适、道德的善、情感的愉悦等等。
在康德看来，对于概念的认知，如知性的范畴，必须以审美判断力为基础。离开审美判断，就无法通过反思得到知性的范畴，同样也无法将知性的范畴用于对自然法则的认知。
同样的，因为道德本身是一类概念，如果没有审美判断力，我们也无法得到普遍的道德实践法则。在康德道德定言命题中，有一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