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阳明心学之“乐”和康德的“美”的对比和融合

《中庸》第一句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意思是“人之性”就是“人之天命”。人从自然界进化而来，除了带着“仁义礼智”这些人类信念，同时也带着动物本能的“趋利避害”能力。显然，先秦儒家是承认“人的原始欲望”也是合乎道的。从这个角度讲，朱熹把“仁义礼智”搁在外间世界，完全是对儒家道统的背叛。实际上，儒家学说不是物理学，而是分析人类决策机制的一种学说。王阳明的贡献在于纠正了朱熹画蛇添足的创新。
本文接着《王阳明之“良知”与康德的“先验逻辑”》继续分析阳明心学、康德哲学中更深层次的判断力。良知以“乐”为判断标准，先验逻辑则以“美”为判断标准，两者虽有区别，却也同属一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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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关于“性”的说法与《中庸》无异：
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1]
又云：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2]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本体，即“自我世界”中的本体。良知展开成万物，这是一种本末思维。既然“万物皆备于我心”，良知就是“心”之本体。却又说：乐是心之本体，不外于七情之乐。“良知”与“乐”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以“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为标准，“乡愿”也是“性”之表现，也是某种形式的“知”，应该也是“善”和“良知”，为何又称之为“德之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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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人之决策以什么作为最终判断标准？当然，我们可以说“扪心自问”，是依据“良知”做出判断。但，“良知”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良知”又依据什么标准做出判断？
我们再次借助康德《判断力批判》来说明。在康德看来“美”是无利害、无概念、无目的的“愉悦”，而“崇高”则源于“不愉悦”的情感。但是，康德又将“崇高”的“不愉悦”上升为智性之美，把“崇高”定义为更高层次的“愉悦”。也就是说，康德的判断力的背后是以“愉悦”为标准的。这与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异曲同工。由此，我们可以说，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主流思想都认为：人类个体的所有决策，都是以自己的“愉悦”与否为最终标准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悦己主义”。
“良知”是心之本体，“乐”是良知的判断准则，因而“乐”也可以说是心之本体。既然都是“乐”，修行境界的差别又从何而来呢？答曰：从“乐”的层次而来。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儒家、道家都是对《易》采用“吉凶悔吝”的决策方式的升级，在中国先哲们看来，“乐”本身是有境界的。按照儒家传统（可参考：
第一层次，动物本能之“乐”，是趋利避害，是“食、色”之“乐”，是生存和繁衍的基本能力，也是纯粹的物质欲望和生理欲望。“利”之“乐”是得到的“乐”，是康德审美判断力的先天源头；“害”之“乐”是逃避的“乐”，是康德崇高判断力的先天来源。
第二层次，人不同于动物的最大特点是有理性，理性对“利害”的识别，转换为情感，就是“吉凶”。“趋吉避凶”是超越“趋利避害”的理性的“乐”，是建立在物质之上的理性情感之“乐”。这是《易》之“乐”。
第三层次，理性对“趋吉避凶”进行反思，儒家发掘了“人异于禽兽的共通情感”，得到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故有“仁、义”之说。道家得到了“无为”之说，墨家则得到了“兼爱”。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要求个体超越对利害的情感，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或者说从人与人的交往中获得“乐”的情感，这是为人类群体特性服务的，是社会性的，或者集体性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