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阳明心学之“乐”和康德的“美”的对比和融合( 三 )

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视为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5]
当自己和他人同样作为目的时，个体的目的就消失了，因而“善”的概念来源于“无个体主观目的”的“合目的性”之形式。道德的领域是全体的“目的”，是“目的”的王国，这和孟子“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表达的是同样的思想，即“善”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
反过来看，快适刺激带来的“愉悦”却是审美判断力的先天基础。如果从未体验过“快适”，那么“愉悦”这种情感形式在人心之中就不复存在了。可见，审美、概念认知（包括自然法则和自由法则两个方面）、快适是三种不同层次的愉悦。快适是愉悦的先天感受能力，而审美则是认知的基础。
总之，以今天的思维看，中国传统讲的“乐”是可以同时包含“有目的”愉悦和“无目的”的愉悦的。“有目的”的愉悦中，包含了概念认知的愉悦（包括对自然法则的认知和对道德法则的认知）和物质刺激的快适。但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忽略了“无目的”的纯形式的愉悦，形成中国人基于“乐”的判断力，与康德的审美判断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这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认知结果。
显然，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认知的“客观性”。然而，如果把“审美”也当作是一种“乐”，那么“乐”是各种愉悦的总和，不仅有主观的愉悦，也包含了客观的愉悦。根据“乐”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程度不同，我们可将“乐”粗分为四个层次，分别对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艺术认知”以及“科学认知”，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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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个体层次的“乐”是基于欲望、情感、理智产生的愉悦，修身的意义在于用情感克服欲望，用理智抑制情感，从而合于群体。
家、国层次的“乐”，是基于共同利益产生的，认知的方式是消解个体或小群体的目的，从而合于更大的群体。表现为家庭、部落、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文化层次的“乐”，超越群体利益的精神享受，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意识形态。在《大学》中，表现为“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等等。平天下即“明明德于天下”，显然指的是文化推广。
康德审美意义上的“乐”，是需要放下所有的具体“目的”，而空留“目的性的形式”，因而消除了个体主观性，得到的是全人类的共同感，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也是艺术和科学赖以产生的判断力。也可以说判断“真”的最高等级的法官最终是以“美”为判断标准的。
基于以上分类，当我们从文化角度讨论美学时，实际上讨论的并非康德意义上的“美”，而是中国文化中的“乐”。所谓文化对审美的影响，不过是影响了主体对“乐”的体验，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而在文化层次上，超越利益之后，人类有无穷多的方式去体验精神方面的愉悦。如果把“美”定义为“乐”的旨趣，而非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那么中国的“审美”就其本质而言实际是“审乐”。此时，“审美”就是体验对象在人的内心中引发的意象世界，这正是叶朗教授在《美学原理》中表达的观点。[6]在此意义上的“美”已经脱离了直观，进入了概念世界。思维，将深埋在心中的不同时间的记忆，加上对未来的期望，与当下的情境和心情糅合，完成审美的意象世界的构建。正如光线把遥远的天体到当下，映入我们的眼帘的星空，并非此刻的宇宙景象，而是上百亿年宇宙历史的综合。意象的世界是个体经历、记忆、期望、修养的综合，因而不可能有两人能够共享各自全部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