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古代调解案例中的法律智慧( 二 ) 元宵节|北京|博物馆

古代在纠纷调解时，常会使用“拖延”的策略
古人明白，细事（民事）纠纷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也难断是非。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熟人社会，纠纷的原因、情形都是复杂多样、难以详尽的。其中大多数争讼都未必蕴含着是与非的明确界限。父子相讼、兄弟相争，更多关涉的是利益纷争与情感纠葛。正因如此，古代在纠纷调解时，常常会使用“拖延”的策略。
“大舜救败”的案例反映了古代调解程序的和缓。《韩非子》中记载了这一故事，大意是：历山的农民发生了田界纠纷，舜赶到历山，与农人一起耕作。一年后，划分的田界为众人所公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了明确的确权。在河滨打鱼的渔民为争夺有利地势位置发生了纠纷，舜赶到河滨与渔民一起打鱼。一年后，渔民经过教化，将好的地势位置争相让给长者。东夷的陶器制作偷工减料，舜到东夷与陶工一起制陶，一年后制作出坚固的陶器。韩非子在叙述完舜的事迹后，引用孔子的话评论说，舜原本是没有解决农人、渔人和制陶工的纠纷的，只是因为风气败坏，舜为“救败”才到了历山、河滨及东夷，各用了一年的时间解决了纠纷，恢复了社会风气。舜每次解决纠纷的时间都很长，说明纠纷较复杂，而舜解决纠纷的方法也不是简单裁决。这种用“期年”的时间才解决的纠纷显然是说服式的“调解”。
“大舜救败”的故事，对后世的调解也有着榜样的作用。明朝松江知府赵豫刚上任时，辖民好讼，争讼几成地方风俗。赵豫对将官司打到官府的“讼者”不是马上开堂审断，而总是“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久而久之，赵豫就得了个“明日来”的绰号。“明日来”的结果是，大多数讼者过了一夜，激愤情绪渐渐平息，有的人则听从了周围人的劝阻而“多止不讼”。在众人“松江知府明日来”的歌谣笑声中，诸多的争讼便自行了断了。
元代政治家张养浩在《为政忠告》中总结：“亲族相讼，宜徐而不宜亟（急），宜宽而不宜猛。徐者或悟其非，猛者益滋其恶。”
民间自行调解，是古代社会一种方便快捷的纠纷解决途径
古代的纠纷调解大致有三种形式，即“民间调解”“官批民调”“官方调解”，但并非所有民事纠纷都打到公堂之上，有许多纠纷在德高望重或值得信赖的“中人”说合下，在民间就得到了化解，但这种民间“说合”也有详细的制度安排。
唐代法律规定，婚姻不和谐，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的可“和离”，类似于今天的协议离婚。《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对于感情不和的夫妻，如果两人都愿意解除婚姻关系，法律是准许的。正因有了“和离”的规定，才有了为今人赞叹不已的唐代“放妻书”，不仅有夫妻间的好聚好散，也充满了人生的豁达：“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元代法律明确规定了婚姻、财产等纠纷由乡村闾里中的“社长”解决，“社长”类似于今天的村长或居委会主任。《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里的这条法律常被认为是基层调解制度化、法律化之始，受到学界重视：“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喻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
社长调解发展到明清，便有了“申明亭”制度。《大清律例·刑律·杂犯》中规定：“州县各里，皆设申明亭。里民有不孝、不弟、犯盗、犯奸一应为恶之人，姓名事迹，具书于板榜，以示惩戒，而发其羞恶之心，能改过自新，则去之。其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劝导解纷，乃申明教戒之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