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韩国王陵附近出土中国造古砖，上书汉字“造此是建業人也”( 三 ) |陵墓|王陵|武宁王|百济|南朝

南朝镇墓兽分为地上、地下两类。地上镇墓兽可追溯至汉朝，彼时盛行厚葬，坟丘外建祠堂，置石兽、碑铭。至魏晋时，明令禁止于地上建立祠堂、石兽和碑铭，出现了地下镇墓兽和墓志。至南朝时，仿效汉朝于帝陵和王侯墓前配置麒麟和辟邪这类非现实镇墓兽，且均作四足行走形。四足步行形镇墓兽在西汉时起源于甘肃地区，后传入西安、洛阳。自西晋至东晋再到南朝，由最初的非现实动物变为猪形、鳄形等四足行走形镇墓兽，并出现了多角。地上镇墓兽一般置于帝陵和王侯墓前神道入口处，颚下垂须、有双翼、头带角、口大张。南朝宋之后的地上镇墓兽均成对配置，且帝陵前镇墓兽有角，王侯墓前镇墓兽无角。武宁王陵镇墓兽有独角，所以它是按照帝陵葬制设置的，不同于一般墓葬的镇墓兽。
地下镇墓兽出土数量较少，分为陶、石两种材质，均为四足行走形姿态，石质残损严重，陶质保存相对完整。从形制来看，造型有犀形和鳄形等。犀形头有独角，背有4根鬃毛，脊部有肉瘤饰；鳄形自头部到尾部饰有背鳍。武宁王陵镇墓兽出土于地下，继承了我国北方汉族的墓葬制度及风俗传统，属于南朝地下镇墓兽这一脉系，源于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四足步行形镇墓兽。
表1 六朝帝王陵寝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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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中的问号表示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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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武宁王陵门券、挡土墙
图2 武宁王陵出土镇墓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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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晋南朝与海东诸国的海上交往路线图
3 百济时期中韩文化的交流
汉末、东晋之初，大批中原人士南迁，华夏文化由黄河流域传至长江流域继续发扬光大，东晋南朝文化应运而生，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特色吸引着同时代的东亚诸国。彼时百济与中国南朝的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已至巅峰，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促使双方的文化亲近感不断升华，双方的关系持续稳定地发展。百济积极地引进南朝先进的天文历法、文学、经学、佛学、绘画、书法、造船、纺织技术等，大力推动了百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双方通过册封、吊唁、通使朝贡、互赠方物等方式来往频繁。
百济文化更起着衔接南朝文化和东亚诸国文化的中介作用，它将南朝的典籍、文化、物品吸收至本朝，又将之间接传往东亚诸国。《宋书》《梁书》《魏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通典》《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中对百济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多有记载，内容广泛而丰富。《南史》中记载：“魏时，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 ”《北史》亦记载百济“始立国于带方”[9] 。
东晋南朝，佛教发展空前繁盛，《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二》载：“枕流王元年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自此佛教在百济开始广为传播，并成为国教。《隋书》卷八一《百济传》载：“（百济）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婚娶之礼，略同于华。 ”[10]
武宁王统治时期，百济与南朝往来频繁，原因有二：其一，百济至南朝可经海路，当时的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由百济经长江口或钱塘江口至南朝较为畅通（图3）；其二，当时百济国内局势不安，又受到高句丽南侵的巨大威胁，为维护自身的安全，百济多次遣使中国南朝，以求联盟共同对抗高句丽，南朝虽不能给百济提供军事帮助，但通过二者的交往却可牵制高句丽和北朝。因此，二者的频繁往来即为各取所需。自南朝输入的先进文化成为百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更是百济王室贵族等级及财富的象征。百济王室依靠来自南朝的强大力量和先进文化保护王权的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