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消费者中间的……“新穷人”( 三 ) 周书记|齐格蒙特·鲍曼|公明

新穷人的产生背景是时代性的经济趋势。现在的企业不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也能增加利润，对大公司而言， “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 ，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证券交易市场对就业波动的反应很清楚：当某行业、某企业裁减人员之时，该行业或企业的股票反而急剧上升，这种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全球所有的证券市场重复上演。（86页）按照罗伯特·赖希的分类，劳动力市场上有四种类型的职业：引导者、教育工作者、消费市场工作者和常规工作者。最后一类人容易就业，也容易失业，他们的工作是常规性的，但其雇佣关系却是非常规的、脆弱的；同事间的关系是零散的，要想集体抗争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意义和自豪感，只有消费市场给他们提供了体验意义的场所，但是他们进入这个场所的能力却很有限。
在这样的时代中， “阶级”的概念有了更多新的、变化中的内涵。 “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固然不再存在；“下层阶级”（lower class）则是流动性的、暂时的；“底层阶级”（under class）则是指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没有任何机会，无法被重新接纳，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96页）但具体的界定则很灵活，辍学者、无业游民、非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女人、无家可归者、乞丐、酗酒、吸毒成瘾的穷人和街头罪犯等等，住在廉租房中的穷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帮派成员也常被归入底层阶级。令我有点想不到的是，鲍曼发现当底层阶级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也正是冷战结束的时候，在苏联解体之后，底层阶级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但是舆论关注的后果却是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沦为底层阶级被认为是个人选择问题。（103页）在这里又出现了工作伦理的问题，因为鲍曼极为敏锐地看到，工作伦理本来随着生产者社会让位于消费者社会而失去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面对底层阶级的问题时却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工作伦理本来可以帮助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既然底层阶级拒绝工作，那就是他们个人的责任，社会的其他阶层也就不必因为底层阶级的存在而感到道德上的内疚。（106-107页）
在谈到新穷人的境遇、前景的时候，不应忘记鲍曼写于1989年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 1989；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我甚至感到鲍曼在谈到理性秩序对待新穷人的态度时还是有疏漏的，也太温和了。应该把他提出的大屠杀的教训作为认识新穷人问题的重要参照——每当我们为新穷人在以程序理性、数据监控等名义的冷漠强制下流离失所、哭诉无门而感到愤怒的时候，就应该想到鲍曼曾经不遗余力地揭示和批判的纳粹大屠杀得以实施的机制及其驱之不散的现实阴影。作为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著名思想家，鲍曼把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大屠杀的反思结合起来，同时也与对后现代性的预言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正是在现代性的理性计算、技术的道德中立、社会管控的工程化等本质要素的基础上出现这样的社会管治景观：多元的社会力量和意见纷争消失殆尽，肆无忌惮的社会管治工程雄心勃勃，视社会为必须被控制、被全面管治的对象；管治实施过程中的科层机构权力绝对化，理性、科学、专业的技术手段使层级化和功能性的权力分工成为科层行动体系的重要特征，只论行政绩效的奖惩方法使其成员仅需要对行政职责与技术职责负责，从而卸下了道德责任和人性良知；对受害者的污名化使旁观者为自己的冷漠找到开脱的理由，而袖手旁观就可以保证自身利益不会受损的理性考量也使旁观者的道德勇气被消解；受害者中的个体也被理性的计算所控制，失去了团结反抗的勇气，不自觉地成为迫害者的合作者。在鲍曼的分析中，弱化和驱除科层体系的工作人员的道德驱力是大屠杀得以实施的基本条件，方法是利用技术专家的权威、技术手段的中介和精细分工拉大执行者和受害者的距离，而这些正是仍然存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现代性的理性趋势。在这部关于新穷人的著作中，鲍曼也谈到纳粹的暴行问题：“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而是因为责任；并非为了施虐，而是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无忌惮、释放野性的冲动，而是以优秀的价值观为名，以专业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务。 ” （159-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