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消费者中间的……“新穷人”( 四 ) 周书记|齐格蒙特·鲍曼|公明

鲍曼指出，所有这些使大屠杀得以实施的因素并没有后现代性中消失，只是换上了不同的戏码而已。当人们不再相信“世界大花园”以及“伟大的园丁”的时候，多元文化成为后现代世界的主流，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让位给“阐释者” ，无法再以绝对化的宏大理论为权力的绝对化背书。但新的问题是在多元化中出现的个体化趋势和暧昧的、不确定的道德姿态，使人类陷入新的孤立与隔绝状况之中，丧失了对他人和公共社会的兴趣及责任，整个社会由此而面临丧失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和道德责任感的危险。这将会导致从另一个方向重蹈大屠杀的覆辙。因此鲍曼的警语不仅是针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同时也是针对后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不应该放弃“理性思想汇合的启蒙梦想” 。 “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
在任何社会中，穷人都是一个问题。鲍曼说每个社会对穷人的态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没有人需要他们，他们最好不存在。他们可以被无情地抛弃，没有人会因此懊悔或内疚。（154页）而如果穷人试图捍卫福利体系的残存，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谈判筹码，无法传达自己的声音，不可能给对手造成威胁，更没有任何能力来打动社会上的普通公民。（156页）
那么，怎么办？新穷人的出路在哪里？鲍曼引述了克劳斯·奥菲提出的“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的方案，其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的构想，实际上是一种最激进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个人的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以需求原则、个人权利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国家价值观延续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他乐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 。（163页）尽管他也知道这个方案“在严肃又现实的学者看来或许不值得思考” ，但是他的反问也深深地触动了我： “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是无法阻止的？”他接着马上提到了乌托邦，通过引述德鲁瓦、保罗·利科、艾因萨关于乌托邦的论述说明乌托邦是可能的。（167页）在这里我想起保罗·蒂里希关于乌托邦的论述是更有力量的，他坚定地认为乌托邦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他还论述了乌托邦作为终极批判的基础和原则的超越性，有了它，我们不会迷失在现实生活的成功与失败、期望与幻灭之中。（参见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
【齐格蒙特·鲍曼|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消费者中间的……“新穷人”】因此，永远不要对乌托邦思想怀有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