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主义|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从实然与应然的互动视角看 |正义|相对主义

转自：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园鸣谢
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
——从实然与应然的互动视角看
刘清平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道德相对主义在解释某些文化的异质习俗时，往往从道德相对性的实然事实推出自己的应然理念，主张对所有的相对性道德标准都采取宽容开放的德性态度，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价值诉求潜含着折衷调和无原则、让德性沦为伪善的严重弊端，最终会取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的终极地位，甚至纵容某些坑人害人的不义行为。要克服这种弊端，就应当站在正义一元主义的规范性立场上肯定多样性(而非多元性)的正当意义，一方面强调不可害人作为一元正义底线对于多样性的人类生活的终极约束力，另一方面宽容尊重所有符合这条正义底线、没有坑人害人的相对性道德现象，从而消解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
关键词：道德的相对性；道德相对主义；正义一元主义；实然；应然
一、问题的缘起
道德领域存在着种种因人而异的相对性(多样性)现象，可以说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但多数人又觉得道德相对主义的核心理念很难接受，因为它最终会走向否定一切道德标准的“道德虚无主义” 。于是，怎样做到既承认道德相对性的事实，又拒绝道德相对主义的理念，由此消解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道德哲学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1)参见李晔：《现代世界中的伦理规范与道德相对主义问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曲伟杰：《道德相对主义的局限及其实践困境》，《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在西方哲学史上，相对主义理念最初集中体现在古希腊智者派有关“人是万物尺度”的看法上。智者派认为，人们的事实认知和价值评判都存在因人而异的相对性现象，对于同一个东西，特别是它可能具有的善恶价值，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感知，得出不同的结论，并据此倡导了相对主义意向，主张这些相互冲突的感知和结论对于其主体都是真的，不存在唯一的客观绝对标准可以评判它们的真假对错。这种看法当时就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反驳。他们认为，源于感性的印象只是杂多相对的意见，源于理性的知识才是绝对同一的真理，并据此揭露了智者派的逻辑悖论：要是每个人都是自己智慧的尺度，智者们就没有理由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智者”了(2)参见汪子嵩、范明生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246-282页。。虽然智者派因此一蹶不振(3)参见汪子嵩、范明生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82-291页。，但由于他们据以立论的现实依据——价值相对性现象在人类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实很难否认，苏格拉底等人又未能指出他们依据价值相对性现象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时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错误，相对主义的核心理念后来通过怀疑主义、多元主义思潮绵延下来，并不时向占主流地位的绝对主义思潮提出挑战。事实上，怀疑主义、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都否定了事实认知和价值评判拥有普遍绝对的“客观”标准，或者怀疑它们能够确定无疑地揭示事实的真相，主张它们只是相对有条件地描述了事实的某些方面，或者认为多样性的见解和信念都有无法通约的终极(“元”)意义，哪怕彼此冲突也能够并且应当贯彻到底。
19世纪下半叶后，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越来越频繁，人类生活中，特别是道德领域内的相对性现象也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有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考察异质文化的时候，一方面观察到异质文化与自己的文化在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巨大差异甚至直接冲突，形成了“文化休克”的强烈体验；另一方面又基于学者的身份和职责，从最初接触时的不解、反感甚至义愤，逐步转变为试图在学术研究中理解阐释异质文化的形成机制和内在理据，进而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强调不同文化的是非对错观念大相径庭，各有各的道理和效力，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也不可运用普遍绝对的“客观”标准加以评判，而应当采取承认差异、同情理解(换位思考)的态度相互尊重、平等共处。如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就主张， “对文化相对性的认可自有它自己的价值” ，可以使人类“把和平共处，以及人类从生存的原料中为自身创造出来的种种同样有效的生活模式作为希望的基地，宽容的基础来接受”(4)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年，第255页。。 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理论不仅在西方学界的后现代运动中占据了上风，同时也在现实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均等主义思潮以及某些国际组织提倡“政治正确”的主要理论依据(5)袁鑫：《当代文化哲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8期。。